商伟：把《儒林外史》当作研究对象是在我出国以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大跟着袁行霈老师读魏晋南北朝[注: 朝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废掉东晋皇帝自立，国号宋。此后160 多年间，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历史上总称为南朝。]隋唐文学的硕士，发表的文章都是关于初唐诗歌啊什么的。在北大中[注: 大中 (国号)： 大理国由高升泰掌权时所改的国号。 大中 (年号)： 唐朝唐宣宗李忱的年号（847年─859年）、唐懿宗李漼即位后沿用不改（859年—860年）。]文系留系任教后，我做林庚教授的助手，帮他整理《西游记漫话》，那时我的研究已开始转向小说了。当时的想法很幼稚，觉得已经不是诗歌的时代，诗歌太小众，而且要出国用英文做研究，诗歌终究隔一些，研究小说就不太受语言限制。

    那时候老有人说小说已死，但像《儒林外史》这么彻头彻尾文人化的小说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怎么会死呢？

    读书报：看待一部小说可以从不同角度，你在这本书中则是用“礼”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当重要的部分去解读《儒林外史》，而我们上学时学《儒林外史》都只是拿它当“谴责小说”来看，这种视角其实是被禁锢了。

    商伟：语文教育对文本的解读先入为主的成分太多，妨碍你真正去接触、接近这部小说。能从一部小说里读出什么，跟你的文学阅读训练有关，如果有个先入为主的判断，甚至不需要读这部小说也知道里面写着文人的困境、堕落，官场的问题，等等。这只是结论，阅读的乐趣在于发现问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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