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包括学术界有许多违背这种道理和原则的做法。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职位和权势世袭的制度，它是我国传统时代权力转移的主要程序之一。在今天看来，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为现代文明所能容纳的制度，因为它破坏了人类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文明最为基本的公正民主原则。可是，在当代社会上就是有人在宣扬这种基于血缘的制度。这实际上就是钱先生这里所说的“重复和照搬传统”。再比如，还有人公开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贞”观念，主张性别关系的无度开放。这实际上就是对于传统“忠贞”观念所基于的人类复杂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的“无知”。这两个例子一为复制历史一为割断历史，都缺乏“温故知新”的精神。钱先生这里表达的会通古今的辩证态度是在学理上和现实中处理传统文化问题的前提。坦率地说，类似的学术讨论已经很多，但钱先生这种清醒、平实、简洁的表达也属难能可贵。

    再说说儒马互补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既具有前沿性又具有敏感性的问题，钱先生曾有过长期深入的思考。在这本小书中，他首先肯定了儒马之间的互补性。他将人类生活面对的问题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认识和改造自然，二是认识和改造社会，三是认识人生和安身立命。他认为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义主要是回答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儒学主要是回答第三个方面的问题。这样二者就形成了互补的功能。还有，钱先生还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对待“和谐”和“斗争”问题的差异和互补所在。也正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课题，吸取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成果来发展儒学则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为了表达的明晰和篇幅的节俭，这里我对钱先生对于儒马关系的思考进行了一些简单化的处理。但从中仍然能够看出其基本的思路。

    在钱先生看来，古今会通也好，儒马互补也好，都是一种会通性的努力，在书中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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