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图书馆虽不直接从事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但这所大学的每一份光荣，以及每位学者的业绩，多少都凝聚了她的一份心血。说这话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及：“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代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应，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平民教育》1919年10号）现代图书馆之所以不同于古代藏书楼，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她不仅藏书，而且介入教育乃至学术事业。这样就能理解，为何历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中，有许多是著名学者，如徐鸿宝、章士钊、李大钊、袁同礼、马衡、毛准、严文郁、向达等；至于1935至1937年间，北大校长蒋梦麟甚至亲自兼任图书馆长，更可见其对于图书馆事业的重视。

    20年前，北大图书馆为了纪念建馆90周年，曾邀约诸多校友撰稿，编成了包含108篇文章的《文明的沃土》一书。我仔细计算了一下，发现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作者是文史哲教授。除了人文学者擅长舞文弄墨，更重要的原因是，比起以实验室为重要依托的理工科教授，或以社会调查为重要手段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确实更多地受惠于北大图书馆。只要是读书人，都说图书馆很重要；可比起理工科教授或社会科学家来，人文学者的体会更为深刻。

    晚清的启蒙论述，多有提及创设图书馆的，如郑观应[注: 郑观应，中国近代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张謇、刘师培等。可是，从“有此一说”到“真正落实”，有很长的路要走。谈论北大图书馆的创设，不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注: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 1898年到191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建立说起，更不追溯到1862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而是强调此前虽有议论与筹划，但真正落实是在1902年。比起日后很多“奋起直追”，越说越早、越说越神奇的教育及学术机构来，北大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可嘉。

    阅读以下这条早被发掘出来的史料，当能明白北大图书馆的坚守。光绪十三年（1887）刊《同文馆题名录》中有《同文馆书阁藏书》，称：“同文馆书阁存储汉洋书籍，用资查考，并有学生应用各种功课之书，以备随时分给各馆用资查考之书。汉文经籍等书三百本，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除课读之书随时分给各馆外，其余任听教习、学生等借阅，注册存记，以免遗失。”毫无疑问，这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了。同文馆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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