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值得赞许的事情是，北大图书馆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时，宠辱不惊，坚守专业立场。我们都知道，图书馆的收藏与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潮有关联，但绝非其附庸。如何“从容不迫”地讲述自家浩如烟海的藏书来源，对图书馆来说，是个考验。

    大力表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图书馆如何在蔡元培以及李大钊的努力下，迅猛发展，甚至创设了专门收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亢慕义斋”（德文译音，意为“共产主义小室”），这符合当下的意识形态，很好说。至于李盛铎的“木犀轩藏书”怎样进入北大，则有点尴尬。李先生乃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藏书家之一，抗战中去世；日伪北平临时政府[注: 介绍 一个国家出现政权更迭时，国家的局势混乱、新的政权没有建立，这时由社会各方力量组建临时政权。汉语对这一临时组建的政权通常称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出资购买了其全部藏书，敦煌古卷运日本，其他古籍则给了伪北大图书馆。而这些古籍，至今仍是北大最为珍贵的收藏。

    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因其涉及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周作人，同时也牵连北大校史上一个棘手的话题——抗战期间存在于北平沦陷区的“伪北京大学”。周作人刚落水时，曾任伪北大文学院长兼图书馆长，虽说很少过问馆务，日后审判他时，前北大校长蒋梦麟承认周作人作为“留平教授”保护了大学校产，时任北大校长胡适甚至出具证明：“北大复员后，点查本校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稍有增加”。这“稍有增加”的书籍，就包括了极为重要的“木犀轩藏书”。虽说此举无法抵消其投敌罪过，周作人最终还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但这批藏书因此更加声名远扬。我很高兴北大图书馆没有隐瞒这些，而是坦然叙述这批珍贵藏书的来历。

    叙述历史需要“诚实”，畅想未来则显示“志向”，对于北大图书馆来说，二者缺一不可。那些“冲云天”的“雄心壮志”，最终能否落实，很大程度取决于校方的经费支持；作为普通教师，我只能提操作性的建议。

    在信息化时代，大量数据库出现，各大学在藏书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这种状态下，原本傲视群雄的北大图书馆，该如何保持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影印大套丛书为例，新大学的策略很简单，只要有钱，全都要；北大图书馆不一样，好多是你有的，缺的只是一小部分，到底买不买？那些价值连城的珍本、孤本、善本，对于研究者来说，当然是多多益善；可经费实在有限，到底争不争？如何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最大限度地支持北大的学术研究，建议北大图书馆设立专家委员会，让各学科著名教授参与决策。

    翻看北大图书馆已刊的众多出版物，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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