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汤勤福、王蕾的《读〈与王龟龄〉兼论朱熹对王十朋的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顾宏义的《王十朋与朱熹交游考》，都提到了王十朋与朱熹的交往，以及后者对王氏的评价。两篇论文都注意到了朱熹《与王龟龄》的史料价值，并作了翔实的考证。关于朱熹对王十朋的评价，两篇论文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朱对王的“学”（理学）评价不高，但对其品行（治政）和文章则赞誉有加。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邦炜以《王十朋的巴蜀情缘》为题，介绍了宋代巴蜀士风的同时，也凸显了王十朋“不欺”的节行与对金主战的政治主张，认为王十朋“在宋代全国史、宋代巴蜀史上都有其必不可少的一席之地”。

    无论是宋代，还是当代，对王十朋的人格气节、爱国爱民思想的评价始终如一。他以儒术经世致用，有使当时人身为服膺、并为后世儒者所赞叹的出色表现。

    北京大学中文系钱志熙的《论南宋名臣王十朋的学术思想与生平业绩》，全面地探讨王十朋的生平学术与政治上的作为，指出王十朋在思想与文学上是直接继承提倡文以明道的唐宋古文家们，推崇以文明道，以韩、欧之正为尚，而兼究柳苏之奇。张邦炜的《王十朋的巴蜀情缘》也涉及这一内容，认为王十朋力主唐宋四大家的论说，为后来“唐宋八大家”之说奠定基础，特别是王氏推崇大苏，对于南宋“尚苏氏文章”，以致苏轼在当时文名大增、南宋文风为之一变，都有一定的促成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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