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恐怕时间过得太快。”这两段引文,前者出自初刊1936年5月16日《西北风》2期的《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后者则是发表在1956年10月号《文艺月报》的《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二文相隔二十年,但大致印象一致。
提及鲁迅的广州讲学,此前更多关注其如何与年轻人接触,怎样鼓吹革命,还有与共产党人的联系等。描述课堂教学的,则来自老朋友许寿裳[注: 许寿裳(1883年——1948年),字季茀,号上遂,绍兴赵家坂人。传记作家、教育家。早年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的《鲁迅的生活》:“我不知道他在厦门大学担任什么科目,至于在中山大学,则任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史,因为选修文学论的学生人数太多,以致上课时间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礼堂。”
从1920年被北大聘为讲师,到1927年6月正式辞去中大教职,鲁迅的教学生涯并不长,却给学生留下了那么多美好回忆。鲁迅刚去世,昔日老友钱玄同[注: 钱玄同(1887—1939),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著名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浙江省吴兴(今湖州市)人,]撰文,极力表彰《中国小说史略》:“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第)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其实,不仅著述了不起,课堂上的讲授同样值得夸耀。“课堂”不同于“著述”,有人擅长写书,有人喜欢教学,像鲁迅那样有学问且能讲课的,最为难能可贵。谈及学术贡献,“著述”备受关注,而“讲课”则似乎可有可无。刻意引入若干追忆文字,目的是呈现那些对当年的学生来说十分重要的“声音”。记得小说家王鲁彦有个说法,十分动情,但不无夸张:“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这样的文学课堂,自然值得我们永远追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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