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辨儒释

    明末学术界涌动着一股儒学“杂”禅的暗流，造成“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答王金如三》）的危局。儒家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主导的伦理道德被弱化和异化，儒家君子人格所强调的真、善、美被玄虚泛化。因此，蕺山主张“严辨儒释”，明辨圣学路向。

    蕺山认为，读书学问要有基本为学路向，方于视听言动中有亲切体会、深切感悟。儒、释分属不同为学路向，故可多元并存。他在《答王生士美》中提出了理性处理儒、释关系的原则：既不强求二者“同一”，因为“自其同者而视之，无往而不一也”；亦不强分其异，因为“自其异者而视之，无往而不分也”。因此，勿“以异端摈同侪”，立定所选择的为学路向，真切体悟、悉心践履。

    但是，蕺山自身所主张的“为己之学”能“严辨儒释”，挺立“醇儒”路向。他于《学言》指出，儒学言心与意、知、物和合融通，又实现本体与工夫的圆融通贯，既凸显“道”、“理”、“心”的至上性，又彰明本体与工夫的通合性，从而“即理即物”、“即道心即人心”、“即心即物”；而释教将“道”与“物”、“道心”与“人心”割裂，言“道”即是“空”，言“人心”即是“危”，终归于“虚空圆寂”。蕺山即此意于《与王右仲问答》中评价朱、陆、王三人为学路向的弊病：“朱子惑于禅而辟禅，故其失也支；陆子出入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似禅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即是说，朱子将儒学“静定虚无”之最高境界的归于禅门，理物二分、存心致知二分，表现为“支离”；象山虽直信“本心”，却置穷理为第二义，知有“本心”，不知有“习心”，只知立定本体作工夫，不知于工夫中见本体，因此遭朱子“心行路绝”、“语言道断”之讥讽；阳明于“本心”中标示“良知”，但其教人，倦倦于去人欲、存天理，又常发“妄心亦照，无照无妄”等禅学语，说得“良知”高妙虚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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