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社会研究》出版,自诩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名著,开辟了认识中国“古代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
其间,郭沫若译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节译本——《经济学方法论》,载1930年6月《社会科学讲座》第1卷,翻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全书定稿,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1941年周恩来称郭沫若海外十年“正确的走了他应该的走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学术文化界普遍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或“五老”)。1978年邓小平在郭沫若追悼大会悼词中作这样的评语: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家”。董作宾先生于1951年在台湾发表论文《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称“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同样认为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观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大致包括八个方面:殷周研究、司马迁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辽金元研究、汉晋简牍研究、青铜器物、石经、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为卓著,贡献最为杰出。1925年新印讲义《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为其思想方法的理论总结,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的著名“二重证据法”。
郭沫若最早接触王国维的著作在1921年5月,为泰东书局编印《西厢》,参考过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认为“是极有价值的一部好书”。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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