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认识了王国维”是在王国维去世一年多以后，即1928年8—9月间读完王国维《观堂集林》之后。《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序说》肯定王国维与罗振玉对甲骨文的蒐集、保存、传播、考释之功是“对于卜辞作综合比较研究之始”，并做出这样的评论：“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辞一新纪元，决非过论。”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关于“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论断，是此间郭沫若以“殷周之际当即所谓‘突变’之时期”的重要依据之一。
1929年12月29日郭沫若致函容庚，表示“欲读”王国维《古史新证》。1930年2月初连连致函容庚，急切心情溢于言表，直至2月5日夜收到。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古史新证》最早提出“二重证据法”，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早系统运用这一方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上引董作宾的论述，第一次点明郭沫若对于王国维学术方法的继承：“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其他形形色色“史观派”史学的一大重要区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代表人物的历史研究，既有唯物史观作指导，又有翔实的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为基础，并将其“熔冶于一炉”，而只有史观的“史观派”如“生物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等，既无翔实的史料，更不会将其史观与史料“熔冶于一炉”，不论讲方法还是史料运用，都不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日而语！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被视为“史料派”代表人物，恰恰是他以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三部著述力推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注: 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直接隶属于总统府，任务包括人文及科学研究，指导、联络及奖励学术研究，培养高级学术研究人才，并兼有科学与人文之研究。]第一届院士，表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研究绝非仅有史观而无史料！董作宾肯定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样认为书中“所用的旧史料与新史料，材料都是极可信任的”。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