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郭沫若作《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关于卜辞的处理”，对于王国维卜辞研究的历史功绩仍然给予极高评价：“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先前只是从甲骨学的角度评价王国维的卜辞研究，此时则提升到史学的高度来认识。在总结古代研究之后不几年，1946年郭沫若将王国维与鲁迅相提并论，发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对二人的学术作总评之后，称“王先生的力量自然多多用在史学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王国维遗书全集》（商务版，其中包括《观堂集林》）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史上的金字塔呵！”对王国维的死表现出“至今感觉着惋惜”的心情，认为王国维“好像还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
1971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一节，有“中亚碎叶，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译作‘素叶’。……可见中亚碎叶实为当时之一重镇”一段论述，有人误以为“资料是从冯家昇等人那里得来的”。其实，这正是郭沫若在逆境中不忘王国维的一个见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4《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注: 辽代称“斡鲁朵”（《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上”有“算斡鲁朵”、“国阿辇斡鲁朵”等）、“窝鲁朵”（《辽史·萧图玉传》有“窝鲁朵城”）、“斡耳朵”（《辽史·天祚帝纪》有“虎思斡耳朵”城，]考》有三则涉及中亚碎叶的论述，受王国维此文启发，郭沫若查看了《大唐西域记》、《大清一统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弄清“素叶水”译作“吹河”，知道贞观三年玄奘在此处见西突厥叶护可汗，引用了王国维没有引用的文字：“（自凌山）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原注：‘或名热海，又谓咸海。’案即今之伊塞克湖）……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这是1928年第一次读完《观堂集林》40多年后又一次查阅《观堂集林》，足以印证郭沫若1946年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所说：“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他们的遗著吸引了我的几乎全部的注意”，王国维“在史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
总归一句话，郭沫若构筑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初的体系，是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学说的同时，继承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史科学方法而确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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