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的长短优劣是非常复杂的，绝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同情了解、潜心体认、具体研讨、专题发掘。最起码，这种情况从十九世纪[注: 1801年至1900年的这一段期间被称为19世纪。这段期间最显著的是西欧与北美因工业革命促成的技术与经济上的进步。连带的，]下半叶以来，就出现了巨大的改变。还是举例子吧。在我的师尊中，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周一良教授所属家族的教育观的变迁过程就体现了这种改变。安徽至德周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大家族，从周馥到周学海、周学熙等，再从周暹、周达等到周一良、周珏良、周绍良等，四代之间，教育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良性改变。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注: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人，幼承家学，其父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 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所属家族的教育观也是如此。湖北黄梅汤氏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教育书香世家，从汤霖到汤用彤、汤用彬等，再到汤一介等，三代之间，教育观也发生了良性改变。假如说上述两个家族都比较早地已经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上层，那么，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的家族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代表，老人家受教育的过程同样说明问题。

    我们千万不要用固态的、简单化的、大而无当的态度和角度去观察、了解、评判中国传统教育，这会使我们无视极其珍贵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传统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都是生死攸关的。

    同样，我们也应该用动态的、多元化的、具体而微的态度和角度去观察、了解、评判西方教育。有人说，“西方教育更尊重人格，有助于快乐成长”，这种说法也只能是“一般认为”，或许可以这样去概括现在的西方教育的主要特点。但是，传统的西方教育未必是这样，甚至基本上就不是这样的。著名的罗马史大家、西方人文世界的翘楚吉本，他的受教育的过程就难以符合“尊重人格、快乐成长”的要求。吉本的回忆文字早就被译成中文了，尽可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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