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高处与低处

新潮作家，人才济济，各有特色。去年获得诺贝尔[注: 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 1833年10月21日－1896年12月10日）是瑞典化学家、]文学奖的莫言，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抗战故事，多以农民和土匪为主角，“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他的农民小说，虽充满暴力血腥，也不是毫无美感。比如他写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农，平时爱拾个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门前砌了一堵短墙。几万只空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如同音乐。后来墙倒了，雨打风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种音乐。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很美。这是莫言的高处。

莫言的低处，是那种能把火焰一寸一寸烧穿活人当作人间至味、咂着嘴唇仔细品尝的能力，不仅是《檀香刑》《酒国》特例。《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日军剥皮的过程写得那么具体仔细，渗透着冷酷快感，令人毛骨悚然。奇怪的是，大量血腥暴力之中，也掺杂着大量的爱国主义[注: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自身所属国家的一种积极和认同的态度和行为。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WWw.LsqN.cN]，近乎义和团情结。那些“王八蛋”们，在打家劫舍的同时，都记得“精忠报国”。

高处和低处之间，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档，丰乳肥臀，热气腾腾。你只要不嫌腥膻，可以吃得很撑，但没有营养。和那些自以为是在游泳，但不自觉地被潮流带着走的作家不同，他游走于商业和政治、时代潮流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分寸掌握精到，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

不，也不是无一害。害在作品的文学价值：道义感和同情心的阙如，也就是思想性和人文精神的阙如。说了那么多农民的故事，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却不曾提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本质身份。这不会是偶然的。这一身份体验，起码也是那个爱拾空酒瓶的老农最最强烈深刻的人生体验吧？

农民的身份问题，1949年之后在中国曾是敏感的话题。直到1996年温铁军提出“三农”概念，2002年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特别是2003年陈桂棣、吴春桃所著《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网上流传以来，才引起公开讨论。“二等公民”“二元经济”“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制”等术语，出现在理论文章和官方文件中的次数越来越多。这被普遍认为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这个热点和沉默之间，矗立着的，就是高高院墙。

莫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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