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讲美学，力求把文学艺术和“催眠术”“娱乐术”区别开来。有纯粹的催眠术，有纯粹的娱乐术，也有二者的结合，寓教于乐。敦煌经变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一个宗教的信仰，属于此类。用一个主义，一个目标，一种方法，统死了个体写作，也摧残了当代文学。这种摧残的程度，从老一代作家，比如曹禺、老舍、艾青等人前后作品的对比，可以看得很清楚。

“文革”后略微解冻，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文学也开始复活。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不那么成熟的伤痕、反思、改革等政治文学，到80年代后期五彩缤纷的寻根、魔幻、荒诞等文化文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个别不完美的、甚至玩世不恭的普通人取代昔年高大全英雄榜样，成为作品要角的过程。或者说，是小写的和单写的“人”字，取代大写的和复数的“人”字，成为文学主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优秀作家辈出，好作品如同井喷。

那时候，我也曾经为之欢欣鼓舞，在一篇鸟瞰文章的结尾，引用了四句宋诗：“园花落尽路花开，红红白白各自谋，莫问早行奇绝处，四面八方野香来。”

不论对错，事实上园花从未落尽，现在更开得火旺。如果说赵树理那一代写手还算有所信仰，作品还有点儿理想主义色彩，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个色彩已逐渐被实用主义所取代。实用主义的写手，知道旧说已经式微；也知道上穷碧落（黄帝神农伏羲女娲），下及黄泉（祖宗三代穷乡僻壤），把探索的触须伸向四面八方；同时更知道，该糊涂的时候糊涂，与主流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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