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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广州国语教育推行难 新旧教育碰撞激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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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9-18 09:56: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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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课上，教员在讲授《一人两手两足》课，“女教员令学生读讲，多不大了了。”而四年级国文教员课外特别教论说文，“用论说文范作教本，文内故点很多。”
另外，白话文教育在当时的主要阵地是学校，而在社会领域，如政府公文法律条文，公私请柬，报纸社论，民间墓铭等，文言文的使用远多于白话文。正如当时有论者指出的，“现在社会上，白话文还未通行，正是中了科举时代教育的毒。写起信来，不是古雅的小简，就是骈俪的八行；至于那些寿序、颂词、祭文、挽联，总是虚伪社会生产的虚伪文学。还有些学校，特地请了书启名家，教这一类文字；美其名曰‘实用主义’。”
陈荣衮的白话教材，在岭南地区受到欢迎。但在广州，他的教材改革的试验成效并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教育改革不仅受到官府、士绅的压制，也往往为家长所抵制。在农村学校，新式教材更难得到教员以及家长的支持，他们则主要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待文言文改白话文的。“小学低年级国语教科书，装满了大猫、小狗、狐狸、白兔[注: 白兔是兔子的一种，被毛为白色，眼睛一般为透明色，古代以为瑞物。 相传为秦始皇的骏马名为白兔，另有同名地名，白兔。-baitu]的故事……书坊里只求普遍适用，也不管乡下小孩子学到了有何用处。”
游移于新旧之间，是许多初级学校在处理文言与白话关系时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关于这一点，花都县长湖村私立联正高级小学的做法恐怕应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该小学的教师多为清末秀才，有本村人，也有从外地请来的。国语教育令颁布后，学校也按部就班地改国文为国语。但教材的使用情况是，旧课本(八股文[注: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和民国政府部编的新课本同时使用。旧课本只暗地里讲，不用考试，以防督学检查时被发现；新课本公开用，由教师自己命题考试。
至于比较偏僻的地方，许多学校索性置国语教育令于不顾。在大埔县，“好多风气不甚开通的地方，还是怀疑着，坚不肯用，仍旧拿着古代的‘四书五经’、‘古文评注’，及民国二三年以前审定的教科书来用，以为能够做文言文，自然会做白话文，不必多此一举，徒纷学生的脑力。”这说明，越是偏远的地方，无论是对于来自官方的教育训令，还是对于来自新文化运动反映都不灵敏，学校教育依然依着惯性运行。
私塾仍沿用旧课程、旧教材
对于主张国语教育的人士而言，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是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的关系。但是，钟情于文化传统的人们则更多地从白话文会导致国粹丧失的角度来保护文言文。
如果说，一般学校教员实施国语读音确实是一个现实困难而只得放弃是出于无奈的话，那么讲授文言古文则是私塾教员的刻意主张了。事实上，使用的旧课程、旧教材，不仅是私塾先生赖以生存的技艺，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特长。
因此尽管有个别私塾中较年轻的老师受新文化的影响，也会跟着国民学校设置新科目，讲授新文学。但是，对于大多数私塾来说，依旧使用旧课程、旧教材。在富商大户荟萃的广州西关，私塾让初入学的学生“必先读《三字经》、《千字文》和《千家诗》等。四书也是必读之书，还多从《古文观止》、《古文评注》中选读文章”。在大埔县，许多私塾先生“将艰深的四书五经让儿童背”。由于这种做法比较普遍，以至于很多人“一见新式课本，便在旁冷笑，以为‘人手足刀尺山’这样浅显的东西不配当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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