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开篇的中国，是一幅线条游移、色块纠结的巨幅涂鸦。

　　如果说时间也有重量，那一定是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年代——新旧思想风云激荡，帝廷与拳民残酷斗争，保守派与革新派纷执不绝，温和的改良主义与激进的改革主义冲突四起；中国历史上连续25个王朝中的最后一个濒临崩溃，在朝廷绝望的丧钟声中，一长串不平等条约“刷新”着苦难的国耻记录，步履蹒跚的中华民族饱受屈辱，岁月之河正从一个漩涡奔突到另一个漩涡。

　　然而，时间大书翻到今天，我们蓦地发现，那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竟然是一个奇迹的开端。

　　2009年，这个奇迹的另一端。

　　这无疑是中国文化最哀恸的一年，隔着一个世纪的沧桑回望，穿越沉沉暮霭的中国往事正缓缓合上帘栊。

　　任继愈、季羡林、欧阳山尊、贝时璋、钱学森、杨宪益，一年间，六位大师先后远行，让中国文化的朗朗晴空顿时陷入阴霾。

　　然而，哀恸远未结束。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其中更多的切肤之痛我们甚至无暇书写：1月22日，85岁的武侠小说宗师梁羽生辞世；5月8日，90岁的文艺评论家何满子辞世；5月9日，82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文华辞世；5月26日，93岁的漫画家丁聪辞世；6月3日，96岁的香港影视表演艺术家石坚辞世；8月26日，81岁的人物画家李琦辞世；9月7日，78岁的舞台表演艺术家林连昆辞世；9月30日，87岁的“七月派”代表诗人绿原辞世；10月30日，89岁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辞世；11月28日，95岁的文物专家王世襄辞世……

　　这似乎是一个告别之年，一个个文化名家相继携历史离去，给世界留下沧桑的背影。

　　而这沧桑背影之后，则透露着另一种伤痛，先后辞世的这些曾经影响中国品格的文化巨匠，支撑起我们这个时代的浩浩苍穹。几十年来，我们曾无数次把目光投向他们。今天，这经历了风云变幻的20世纪，他们的同时远行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2009，他们激切峻急的辞别方式，让我们对未来路向悚然一惊：“中国文化的漫长征程上，新时代培养的才俊中，还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光耀未来的星斗？”

　　怀疑常常是一种比怀念更坚忍、更能穿透时间的力量。穿越百年时空的追问，何尝不是一个民族的焦虑与追索？

　　数十年前，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文化心生好奇，由此写下《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大哉言数，数理精微；以农为本，国脉水系；岐黄医术，造福百世……”在这部鸿篇巨制里，他将中国的四大发明拓展到26个，由字母A至Z分项排列。但是，在遍览中国文明皇皇史籍后，他却疑窦丛生：“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文化发展贡献良多，但为什么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这个难题，李约瑟苦苦思索了40年。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在困惑我们。

　　2000年，我国政府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该奖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此殊荣。但遗憾的是，这14位科学家中竟有12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为什么我们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直至病入膏肓，钱学森仍为这个问题苦煎苦熬。为什么黑云压城的救亡图存中，我们出了蔡元培、任鸿隽、李四光，颠沛流离的避难之路上我们出了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而今天能与其比肩者依然如凤毛麟角？

　　从“李约瑟之谜”，到“钱学森之问”，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创痛。在即将擦肩而过的2009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60年华诞的辉煌、迎来了中国文化穿越雾霭振翅高飞的骄傲，在种种“世界性”指标与数据上，中国人一项接一项抹去屈辱，重树尊严。然而，不管承认不承认，就在举手加额、举杯痛饮的时候，面对这些接踵而去的文化大家、科技泰斗，我们终不免心慌气短。刚刚过去的百年里，鲁迅曾发出“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使天才生长的社会”的呼喊。时至今日，鲁迅先生在旷野中的呼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为杰出人才的诞生准备好了吗？”中国生物学奠基人贝时璋生前鼓励学界，我们“离诺贝尔奖并不是很远，也许就一步之遥”，款款深情、殷殷期待犹在耳畔。前不久，他作别红尘，留给中国科学界最后的遗言是：“要为国家争气！”翻阅2009，我们期待，这是另一个百年奇迹的开端。

　　轰轰烈烈的2009年行至岁末，孟浪的阳光让窗外匆忙的日子变得分外缱绻，也分外深情和悠长。我们将带着这份缱绻，带着这份深情，带着贤哲的期冀，跨入新的一年。我们相信，在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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