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坛在热热闹闹中走过了2009年。无论作家还是学者，都免不了进行一些历史的回望和反思——60年了，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什么？我们还将为人类的文化承担些什么？尽管很多作家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思考，但从具体的创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们不断超越的自觉意识和审美姿态。尤其是在长篇小说中，这种情形表现得更为突出。

　　族群记忆中的历史回望

　　在2009年的长篇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海外华人的创作，如张翎的《金山》，陈河的《沙捞越战事》，严歌苓的《寄居者》等，都给以人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它们在叙事形式上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作者都立足于华人的生存记忆，借助域外的文化视角，打捞被遮蔽的历史，重新梳理我们的过去，从而在不同的族群文化中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和价值信念。

　　张翎的《金山》以极为细腻的笔触，通过一家三代人在加拿大数十年的艰辛闯荡，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凸现了华人极为顽强的开拓精神与生命中特有的韧性，也揭开了北美现代文明发展的另一种轨迹。从方得法到方锦山、方锦河，当他们带着朴素的淘金之梦，从岭南故土辗转到了陌生的土地，面对他们的，不仅有白人的淫威，土著人的隐恐，还有文化的断裂，种族的欺压。他们徘徊于现实底层，在求存中寻找尊严，在抗争中直面命运，在怀乡中抚摸伤痕，在失败中追寻出路，以自身的血和泪参与并见证了北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以自身的屈辱与坎坷，揭开了西方文化中族群观念的沉疴与痼疾。

　　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则以一种游侠式的轻逸之笔，演绎了一位华裔青年在“二战”中的悲剧人生。周天化虽然没有加拿大国籍，但他还是执着地走进了盟军队伍，并远征马来丛林沙捞越，开始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生涯。他拥有忠诚的信念，亦不乏机敏和智慧，然而在危机四伏的原始丛林中，在双面间谍到处潜藏的盟军队伍里，在特种兵、游击队、土著人彼此混杂的战乱环境里，周天化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巨大的迷津之中。因为没有族群身份的优势，他总是被当作一颗棋子，派往最危险的地带；尽管他对扭转盟军的丛林战事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战争结束之后，他却被历史迅速地遗忘；只有那颗纯朴的头颅和镶金的牙齿，永远伴随在爱人猜兰的身边。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在反思战争，还不如说是在反思现代的族群文化，尤其是西方文明掩饰下的族群观念。

　　严歌苓的《寄居者》看似书写了旧上海的一段情感往事，一段充满了偶然与纷乱、忠诚与背叛的凄美情感，但浸透在情感之中的，仍然是不同国别、不同族群的男女，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困顿和感伤。因为战争，MAY、彼得和杰克先后来到了40年代的上海，乱世的失意与惊恐、凄迷与绝望，使他们三人之间迅速卷入了忠贞与背叛、信任与欺诈、良知与苟活、尊崇与歧视等复杂的人性冲突之中。然而，这些复杂的人性冲突，又紧紧地吸附在人物的身份之上，折射了旧上海的族群等级观念——因为，无论是华裔MAY，还是犹太人彼得和杰克，他们内心的真正隐痛都不在战争，而在于族群身份所形成的等级观念，在于身为“寄居者”的漂泊感和无助感。

　　因为不同族群的存在，人类拥有了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也因为不同族群的存在，人类又形成了各种观念上的痼疾，并导致彼此的伤害。在这三部小说中，作家们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史料辑查，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华人漂泊史，还以创作主体自身的文化敏感性，将笔触探入现代文明的深处，展示了海外作家的深度思考和追问。

　　与海外作家有所不同，阿来的《格萨尔王》和王树增的《解放战争》等，虽然也选择了种族记忆作为历史的切入口，但更强调某种“正史”的审美化重构。在《格萨尔王》中，阿来以重述神话的方式，通过对藏族史诗的全新诠释，激活了格萨尔王在人性与人神、使命与伦理、权力与欲望之间的穷挣苦扎。它挣脱了单纯的神话气质，使叙事在人性的层面上不断飞奔。无论是部落总管与长官之间，还是叔侄之间、妻与妾之间，围绕着财富、爱欲与权力，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轮番上演，而藏民族特有的剽悍与野性、旷达与浪漫的生命气质，也跃然纸上。

　　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则以非虚构的方式，通过大量资料的搜罗和整理，全面叙述了解放战争几大战役的过程。既有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又有人物个性塑造的冲动，还有作家的理性分析，再加上不少常人难知的史料，使这部皇皇巨著显得非常好看，也耐人寻思。应该说，它具有正史的品质，但绘人绘事又颇具艺术功力，像阎锡山、张灵甫、卫立煌之类，都演绎得鲜活而生动。

　　个体记忆中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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