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的长篇小说中，还有不少面对个体记忆的历史反思之作。它们或以人物的成长历程作为背景，重审特定历史形态下的个体生存境况；或由个人历史蜿蜒而至当下，从社会伦理的变迁中展示创作主体的思考。其中，颇为突出的长篇有苏童的《河岸》，艾伟的《风和日丽》，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以及曾维浩的《离骚》，廖琪的《茶道无道》等。

　　《河岸》和《风和日丽》都是以“寻根”作为基本线索，让人物通过对自身血缘身份的不断寻找和求证，从而一步步深入到革命化的历史之中，凸现了创作主体的“审根”意识。在《河岸》里，这个“根”是革命烈士邓少香；在《风和日丽》中，则是战功赫赫的革命将军尹泽桂。因为特殊的政治历史身份，他们的存在，并非只有某种单纯的血缘意义，而是聚集了鲜明的革命化的历史信息，负载了深邃的历史意志和现实社会的共识性价值，并直接影响到人物社会身份的自我确认。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生命之“根”，他们虽然具有血统上的伦理功能，但同时又承载了复杂的历史镜像，与历史意志保持着天然的亲和力，是个人与历史发生关系的核心纽带。

　　正因如此，《河岸》里的库东亮和《风和日丽》中的杨小翼，都是通过自身艰难的成长史，对强大的历史意志和革命化的价值伦理进行了尖锐的质疑，同时也揭示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镜像，以及个人对生命尊严的顽强维护。可以说，它们是以一种不约而同的方式，传达了作家对强悍而又荒诞的革命化历史的反思，而且其叙事结构都相对简约。不过，《河岸》仿佛一曲散板，注重诗意的想象和话语的漫游气质，叙事话语仿佛金雀河里的河水缓缓而流，虽然也不乏一些极为锐利的波浪，但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沉郁舒缓而又忧伤惆怅的美学韵致。而《风和日丽》虽也不乏一些灵性的审美气质，但整个叙事话语则明显地带着理性思辨的意味。

　　莫言的《蛙》试图通过一种自我叙说的方式，来演绎姑姑的传奇人生。姑姑作为乡村医生兼计划生育干部，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无限的热忱，对计生方针更是严格捍卫，由是不可避免地卷入乡村文化伦理的巨大冲突之中。生命承传与国家政策、母性意识与工作职责、亲情伦理与职业伦理……所有这些，围绕着生育制度和生命情怀，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展现了姑姑难以言说的人生痛楚。而陈眉的代孕、小跑葬送了妻儿等事件，又将作家思考的锋芒直指现实。莫言以“蛙”的旺盛繁殖而喻“娃”的控制出生，颇有反思的力度。在叙事上，作者尽管努力控制了一以贯之的话语激情，但是，用那种具有某些戏曲意味的叙事语调，向一个异国作家来诉说故事，我总觉得有些油滑，而少了真正的幽默。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从民国一直叙述到现在，通过一种饶舌式的话语，展示了杨百顺一家三代人从“出走”到“回归”的过程，带有很强的寓言色彩。不过，为了一句贴心的“知己话”，人物可以不顾一切地奔走和寻找，实在让人费解。倒是那些乡间的小人物，如卖豆腐的老杨，铁匠铺的老李，赶大车的老马，剃头的老裴，牧师老詹，不时的被叙述得十分鲜活，颇有意味。

　　曾维浩的《离骚》以一个叫王一花的女人异常妖娆的一生，将隐秘而又尖锐的历史，巧妙地附着在一个卑微的个体之上。它纷乱，坚硬，感伤，无奈，既有肉体的疼痛，又有灵魂的撕裂。在那里，幽暗的历史，丰饶的人生，失控的命运，执着的情感……这一切，不断地穿过一堵堵沉重的伦理之墙，在一个叫都梁的湘西小城，为“爱与美”举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人生盛宴。廖琪的《茶道无道》则将中国人的茶性精神与深邃的传统文化紧密地交融在一起，以茶喻人，又以人写茶，通过淡泊高迈的茶人从容地穿过历史风云，展现了传统茶性精神特有的魅力。

　　现实伦理中的深度追问

　　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对底层民生的思考，一直是很多作家的叙事目标。尽管这方面的长篇，很多都不尽如人意，但在2009年，还是有少数作品给我带来了内心的震动，尤其是刘醒龙的《天行者》和王跃文的《苍黄》。

　　《天行者》围绕着一个偏远山区小学里几位民办教师的转正问题，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执着、坚韧而又质朴的精神品质，演绎了他们无奈而又无望的命运际遇，在揭示中国乡土教育沉重与悲凉的同时，也传达了作者对乡土社会中文化启蒙的尖锐反思。为了转正，万站长利用一些潜规则成功地当上了公办教师，不料却从此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为了转正，明爱芬因寒冬涉河而瘫痪在床，当她拿到转正表格时，终于溘然长逝；为了转正，蓝飞、张英才因自己的自私行为而饱受内心折磨；为了转正，邓有米差点锒铛入狱；为了转正，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等人曾各怀心思，最终又相互抚慰、相互支撑。

　　转正既是他们心头永远的伤和痛，又是他们灵魂的试金石。他们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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