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论坛和电影节的兴起，使国际纪录片有了”卖出去“的更多途径，荷兰导演尤斯特·丹·哈托格笑称，阿姆斯特丹这样的电影节将全球所有的独立电影人都集中到一起。

　　哈托格提到的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创办于1988年，是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中历史较为悠久的一个。此外，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Hot Docs)、德国莱比锡纪录片电影节、慕尼黑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芬兰赫尔辛基纪录片电影节等著名电影节，都属于国际纪录片制作人”宣讲“自己作品的必经之处。

　　在政策上，国外纪录片也具有优势。在美国，拍摄纪录片是可以获得政府50%的资金支持的，哈托格说，在加拿大，一些纪录片项目还未开始前，就拿到20%上下的退税，有的甚至超过45%。政府合作制作的优惠，也是纪录片资金的一个来源。在法国，每年拍摄的电影纪录片大约有二三十部，电视纪录片则达到600多部，而德国的纪录片产量约占总电影产量的五分之一，都是源于政府的各种支持。

　　关键不是量或质，是有和无的区别

　　而国内纪录片的市场状况又如何呢？对此，涉足国际纪录片市场多年的郑琼感到”差距非常大“。她激动地告诉记者，与国外的任何一个纪录片市场不同的是，中国的纪录片”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社会或者个人的基金或者基金会，也没有电视台的预卖，没有真正的专业制片人和制片人体系。“

　　她的看法或许有点危言耸听：中国纪录片与国际的差距已经不是量甚至质的差距，而是有和无的区别。

　　众所周知，中国的电视台全部属国家所有，既是制作单位，又是播出单位。全国300多个电视台，3200个电视频道都归国家所有。这种”产权不清晰“使得纪录片的内容受到很多限制，并且由于纪录片的收视率并不高，所以纪录片获得的电视台拨款也相应偏低。据统计，一部1小时的纪录片预算通常只有5至6万元人民币，仅相当于澳大利亚一部纪录片拍摄预算的零头。

　　体制束缚加上内容不被重视，在郑琼看来，是让中国的纪录片面临不少尴尬的原因。一般来说，国内纪录片的播出形态是以栏目为单位，分布在各个电视频道上。但是全国真正有购买能力的纪录片栏目不超过20个，而且考虑到收视率，一般被安排在23点后播出。

　　例如，CCTV的纪录片《见证—影像志》，一周三期，都在午夜一点多播出。制片人陈晓卿笑言：”主要给崔永元这类失眠患者服务的，一组节目播完后小崔同志总能打来电话提很多意见。“他当年跋山涉水和同事们好不容易才完成的一部有关我国北方森林的环保纪录片，也遭遇了”伴人入眠“的命运。

　　”一年156期节目，按照一期6万元的投入计算，一年光节目制作费用就是1000万左右。“郑琼粗略估算了制作上的损失。即使投入这么大，我国的纪录片却”根本无法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中国电视总公司出版的音像制品在市面上很难看到，能有效传播的人群非常有限。“

　　前不久凭借纪录片《1428》在威尼斯影展获奖的导演杜海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抱怨说，中国纪录片的一大尴尬，就是无法真正地进入传播领域，”片子拍出来，不知道观众在哪儿。“郑琼接过杜海滨的话茬：最重要的不是观众在哪儿，而是必须建立纪录片产业。

　　有了产业，自然就会培养出观众。按照她的逻辑，国际上的独立制片模式，几乎是可以逃脱束缚中国纪录片”电视台模式“的唯一方法。但是一方面我国相关人才缺乏，另一方面，不光是纪录片自身，连纪录片交易的最主要渠道——电影节也要受到国家的诸多裁制。这次办IDOCS国际电影论坛也是前后争取长达一年，才最终拿到广电总局的许可。

　　其实，国际纪录片论坛早在2009年初就申请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基金会的一个活动项目，并顺利拿到了一万欧元的支持和授权。此后，新东方学校的徐小平一次性砸下70万人民币的赞助费似乎让国际纪录片论坛眼看就快要水到渠成。

　　但在具体筹备活动的时候，相关部门的批文却久久批不下来。

　　郑琼心有不甘，她托遍了北京的朋友，动用了多年积攒的资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直接和广电总局接触的机会。初步交流后，郑琼又把所有能证明他们并非”别有用心“的文字资料传真给广电总局，一番折腾，才算获得批文。

　　回忆整个过程，郑琼感到有司对于纪录片误会之深，的确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像册。“郑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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