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论坛结束当天，还有不少北影的学生前来签到处询问工作人员在何处领取宣传册。看得出来，他们是纪录片热爱者，甚至一天不落地看了纪录片展映。

　　不过，对于他们内心那些由此生发的好奇与疑问，并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可以答疑，甚至没有人可以递给他们那本信息量并不丰富的宣传册。不过，”就学生来看，人们的热情度还是很高的。“好不容易才办成了这届论坛的郑琼已经很满足了，如今她希望的，只是人们的热情能多持续一段时间。

　　史蒂夫·詹姆斯

　　美国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反映美国篮球状况的作品《篮球梦》曾获得1994年国际纪录片联合会最佳纪录片奖，1995年该片获得罗伯特·F·肯尼迪新闻奖，并被收入美国国家图书馆电影档案室。他拍摄于2003年的纪录片《史蒂夫》(Stevie)在阿姆斯特丹、圣丹斯电影节获得多项大奖。此外，他还是PBS系列剧《美国新生代》、纪录片《战争录影》的制片。目前，他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西北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教授纪录片课程。

　　史蒂夫·詹姆斯×南都周刊

　　我是纪录片导演，不是记者

　　南都周刊：不少中国观众认为，纪录片首要的问题是与观众保持距离、要有客观性。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史蒂夫：首先，我始终不把自己视做严格意义上的记者。其实，我觉得自己的工作与记者分别很大。在新闻记者看来，所谓的公正性以及采访对象的距离感是非常重要的，但当一个人拍摄纪录片的时候，特别是我自己拍摄的一些纪录片，通常需要我和拍摄对象共处拍摄数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有健全心智的人不可能永远保持”公正“。拍摄纪录片的目的是寻找真相，但是真相，并不总是在”公正“和”距离“之中产生。有时候让自己更全身心投入，也能发现事情的真相。但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有时候你会被自己的情感所左右，无法告诉观众事情的真相，即使你已经发现真相藏匿于何处。

　　南都周刊：换句话说，真相更多地取决于导演如何对实事进行选择？

　　史蒂夫：你始终在对眼前的实事进行选择，显然这不可能是所谓客观的。但是将自己的观点和感情带入纪录片的拍摄也不意味着你不能忠实地讲述拍摄对象的故事。相反，它会告诉你更多关于这个人。实际的情况是，有时候记者也会那样做，比如你如何关注一个故事、展现一个故事，都有记者自身的选择。我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所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完整地、客观地展现我的拍摄对象，让观众能尽可能理解我片子中人物的遭遇。

　　南都周刊：比如影片《史蒂夫》，您之前就认识这位人物，还给他寄过圣诞贺卡，这不会影响你对影片所呈现事实的选择吗？

　　史蒂夫：在《史蒂夫》当中，我希望观众能真切感受到他这些年的遭遇以及他所触犯的罪行。但我并不想让观众在观看了影片之后，立刻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说史蒂夫是否罪有应得。我只是想让人们理解，在美国，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会变成史蒂夫的样子，但我并没有选择像一个记者那样，径直敲开他家的门，来一段客观的采访了事。

　　南都周刊：您认为观众能在观看电影时将他们的视角摆脱影片视角的影响吗？

　　史蒂夫：作为观众，你理解电影的角度当然不可能与作为拍摄者的我看待史迪威的视角相同，因为观众和银幕始终有距离。但拍摄和这不一样，就像我当年拍摄《篮球梦》的时候，我也是带着自己的感情完全融入影片的拍摄之中的。它对我的意义十分不同。

　　南都周刊：这或许和您当年在伊利诺伊州大学念书时热爱篮球运动有关？

　　史蒂夫：应该说，在大学时期的篮球经验确实对我拍这部纪录片有所帮助。对篮球的热爱让我能够在这部片子中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它让我与这项运动有了最直接的联系。就像在篮球场和同伴一起打球一样，我和团队成员一起拍摄了这部电影。拍摄纪录片并不是导演和制片人的事。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是电影制作人和拍摄对象共同完成了一部影片，拍摄是分享的过程。

　　南都周刊：《篮球梦》拍摄之后，这么多年过去了，美国的篮球业现状有没有因为这部纪录片而有所改变？

　　史蒂夫：很遗憾，我并没有看到改变。不过拍摄此片的初衷，我更多的是为了展现美国的篮球产业，特别是对于年轻运动员的培养，现在的状况什么样子，或者说坏到了何种程度。尽管今天的美国篮球工业甚至比当年我拍摄《篮球梦》的时候情况更糟，我是指商业化的倾向更重，但这部电影确实让不少人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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