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日电  “安阳发现曹操墓”引发各界关注，尽管考古专家多次表示证据可信，外界仍有质疑声音。针对其他专业学者的质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梅田从考古专业角度撰文，对曹操“薄葬”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解读。

　　李梅田在文章中表示，尽管此次安阳“曹操墓”遭很多人质疑，但质疑者都不是考古专业的学者，他们的质疑基本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意见，言论不足为信。李梅田从现有证据判断，深信这就是寻觅多年的曹操墓葬。

　　在李梅田看来，由于“薄葬”的原因，以往基本没有发现明确的三国统治阶层墓葬，山东发现的曹植墓非常简陋，不能代表三国时期最高级别的埋葬。所以，曹操墓的确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曹操墓的确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考古工作是一项非常客观、严肃的工作，也是人文学科里最重视实物证据的学科，它的具体操作程序和研究方法非常独特，也是非常科学的。这一点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能否最终确认曹操墓，还需要亲自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发表意见，毕竟他们才是最有发言权的。

　　田野考古工作有着非常严格的操作程序，判断有无被盗，何时被盗，迹象是非常容易判断的，要想造假也是不太可能的。不了解考古就来凭空指责、怀疑一切，那不是学者应有的素质。

　　李梅田文章中，还从专业角度对曹操曹丕父子“薄葬”、以及此次发现的文字石牌等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本网摘选文章内容如下。

　　一、关于“薄葬”

　　曹操曹丕父子二人一直力主“薄葬”，都在自己的临终遗言里有明确的规定，如曹丕《终制》：“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与珠玉，无施珠襦玉匣……”。名义上当然是效法尧舜，实际上因当时经济极度凋敝所致，加上曹操父子目睹甚至亲自参与了汉末诸侯王陵墓的盗掘。所以一再留下薄葬的遗言，也有害怕自己的墓葬被盗的担忧。无论如何，从现在的考古材料看，曹操父子倡导的“薄葬”是真正得到了施行的，不但在曹魏时期如此，蜀吴也是如此，不但三国如此，此后的两晋、十六国北朝也是如此。“薄葬”的现象在北朝时期有所改观，但到隋唐时期才出现新一轮的“厚葬”。

　　所谓“薄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地面建筑尽可能减少，如秦汉盛行的高大封土或因山为陵，庞大的陵园、神道、寝殿、树木，甚至封土等等都被禁止了，目的的是地面上尽量不留痕迹，不禁让人想起曹操对盗墓的担忧。秦汉流行的墓碑到这时也趋于消失了，渐渐演变为埋在墓室内的墓志，这似乎也说明墓志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从地面向地下转移”。既然地面上已经了无标记，那么今天的考古工作当然就难以发现这个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了。其二，作为贵族和官吏的墓葬，既然地面尽可能简化，为了表现其身份的特殊和适应一定的礼仪制度，那就只好在地下下功夫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下墓室尽管墓室数量不如汉代那么多(基本上只有前后二室或只有一个单室)，但在建筑结构上和内部装饰上都比较精致。其三，关于随葬品。这座墓葬历史上多次被盗，原有器物数量和种类不清楚了，但中国历代的墓葬都是“十墓九空”，考古工作者见到的一些“劫余”随葬品中，也总会发现一些金属珠玉类物品，而此墓这类物品也极少。这再次说明曹魏墓是“薄葬”的结果。

　　二、关于文字石牌

　　这类文字石牌在性质上可能与汉代盛行的“遣册”相同，即随葬品的清单，不过以往所见遣册多为竹木作成，此墓用石块作成是否表明了曹操墓的一些特殊性呢？这些作为随葬品清单的石牌子背后原来可能是放有实物的，但金属器(如挌虎大戟、矛)等被盗了，其它的一些有机物(如竹簪、漆唾壶、漆枕)等可能腐朽不见了。当然，也可能这些器物牌背后本来就没有放置任何东西，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象征物。

　　网上发表的石牌(我觉得叫作“器物铭牌”更合适)像素太低，目前所识大约有下面这些：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

　　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

　　(“魏武王”之铭当是此墓认定为曹操墓的关键证据之一。“常所用”可能相当于“尝所用”，即魏武帝生前所用之物，这些兵器的出土与曹操戎马一生非常符合的。慰项石即“枕”，除了有医疗之用外，可能也是贵族身份的一种象征，但被叫作慰项石比较特殊。)

　　渠枕一

　　□水枕一

　　(枕在古代是一种医疗用器，也是贵族车上、床榻之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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