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河南安阳官方与考古专家等发布消息称发现曹操墓以来，学术圈内专业人士就分作“挺曹派”与倒曹派两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称，安阳方面所公布的证据并非第一手材料，难以服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震云也称，曹操墓的认定“相当搞笑”。而北大考古学教授齐东方则称：曹操墓结论合理。

　　早在半个月前，江苏省书画鉴定小组主任委员、南京博物院特聘书画家李路平就指出这一考古发掘的硬伤——墓主印章缺失，无法认定就是曹操墓。

　　对此，河南安阳方面的“曹操墓”考古队长潘伟斌在“曹操墓考古发现说明会”曾作回应称，曹操印是金印或玉印，因此不敢放在高陵内而是放在另一个石龛里。结果这一说法立即引来李路平更多质疑……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李路平教授称，在经济利益驱动之下，“曹操墓”的发掘学术的严谨性越来越少，反倒像一次娱乐事件了。

　　不久前，本报就苏富比拍卖行所卖天价玉玺一事采访过李路平教授，他质疑那方天价玉玺为假，顶多值10万。这次“曹操墓”认定，李路平教授又先后指出其中多处硬伤，认为目前所有公开的证据，都无法确认这一说法。

　　硬伤一：

　　墓主印章缺失

　　墓主的印章，是认定墓葬的重要证据。李路平指出，此次所发现墓群的墓主印章缺失，草率认定为曹操墓，有悖考古科学常识。

　　李路平称，按汉代墓葬习俗，随葬品中印章是必不可少的，大量汉墓中都有印章出土，何况墓主是曹操。已故考古学家，印学家罗福颐先生(罗振玉之子)认为：官职高者，必赐印殉葬，恐有私刻官印之嫌，并附上死者姓名，以示所刻印章为殉葬品。有些赶着下葬的，甚至只在印面上用墨书写。近年印学研究的成果显示：木质印章为汉人专门刻制的殉葬品。

　　因此即使薄葬，曹操也不可能回避风俗，按正常的规格推断，曹操殉葬应配铜制龟钮官私印，印章是必备的殉葬品，也是墓葬考据的“重中之重”。盗墓贼遗弃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等而取走最为廉价的印章，难道这是盗墓贼的“遗珠之憾”吗？

　　而考古队所提供的铁证，即为墓中发现的石枕等物。这种把孤证当铁证的做法，不够严谨。李路平称，清乾嘉以来，对古物考证莫不受乾嘉学派的影响，以经证史。二十世纪初，古器物的大量出土更形成“以印证史”的治学方法。近现代史学家、考古学家无不遵从这一定律，此即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无证不立，以旁证作为史料互补、互证，从而来复证提出的论点。墓主印章等的缺失是定性曹操墓的“硬伤”。

　　显然，把“石枕”等物作为铁证是没有支撑点的。“仅凭经验与直观去做论断是考古工作者的大忌，这是违背科学方法的，西方的考古与定案也无此一例。石枕等这些不确定的孤证只能定性墓的时代，或者说定性此即为‘曹操墓’还有待商榷，用实证主义彻底地判断与审定，若无新证，不可定论。”

　　硬伤二：

　　印章“非金即玉”不成立

　　就李路平之前提出曹操墓无印章为这次考古“硬伤”的质疑，此次“曹操墓”考古队长潘伟斌的回应是，曹操的印非金即玉，因此不敢放在高陵内，而是放在另一石龛里。这一根据《晋书·礼志》记载而来的说法，也遭到李路平质疑：“曹丕受禅后不敢开墓道将印藏在墓道前石室里，那么这个石室在这次考古中为何没被发现？” 只有一个答案，史书不可全信。

　　“又如《后汉书》记载，曹操将三个女儿嫁给汉献帝，曹宪死后与汉献帝合葬，而事实上曹宪墓葬在安徽亳州，直至1975年7月在亳州曹氏宗族墓地中出土了‘曹宪’、‘曹宪印信’两枚狮钮印章才真相大白。曹宪并非如史书记载与献帝合葬于焦作帝陵，这又作何解释？”

　　李路平又指出，汉代印章的等级严格，印章所用材料、印章的钮的形制是代表佩带主人的身份。在汉代，印是随时佩带在腰间，所以只要人们看到主人的印章、印章的式样、质地、系印章的印绶颜色等即知主人的官阶等级。《太平御览职官部》引《汉旧仪》说：“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石以下铜”。具体地讲，以曹操之武王级别，应为金印，龟钮，系的印绶为紫色。东汉的用印制度很规范，印章的制作和掌管由专门机构来负责，《续汉书·百官志》中有详尽的记录。

　　“ 问题是潘伟斌知其一不知其二，官印在官员离任或死亡后都要上交。官位高者皇上才赐铜制印章以随葬，也有用木质刻制充当官印殉葬，违者‘僭越’(即满门抄斩)。所以曹操殉葬印是铜制而非金印，金印随葬只有皇帝、皇后才有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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