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岁的《辞海》：今后谁编纂原创性大型类的图书？

　　在今天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市场中，一个命题油然而生：今后，谁来编纂原创性大型类的图书？

　　当普通读者使用最多的《辞海》(2009年版三卷本、缩印本)出版时，2010年的钟声敲响了。从1915年着手编著到1936年出版，再由1957年开始修订到1979年出版，以后每10年修订一次，《辞海》已经生存了近百年，并且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编纂者，为其前仆后继，鞠躬尽瘁；一茬又一茬读书人，对其爱不释手，养性修身；一任又一任国家领导人，就它的修订殷殷嘱托，切切情意。《辞海》的故事，难以说尽。《辞海》的故事，是时代的印记，在今天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市场中，非常特别。它使本刊记者浮想联翩，一个命题油然而生：今后，谁来编纂原创性大型类的图书？

　　编纂《辞海》，民营资本

　　1915年，现代中国出版业的引领者——中华书局，呱呱坠地只有3个春秋。也许是商业使然，也许是责任担当，总经理兼社长陆费逵，在友人的倡议下，决定编纂一部集汉语词汇之大成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取名《辞海》。

　　那个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以一家民间出版机构来做，谈何容易？从上马伊始，《辞海》的编纂，就断断续续，转眼多年过去，只收集到几十万字的资料。陆费逵不甘心。他深知编纂《辞海》这样一部大书，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能成就的，必须有一位知识渊博、执著认真、甘于清贫的人来主编，才有可能完成。他向舒新城发出邀请。舒新城曾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共过事，那时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埋首于教育史的研究和写作，因而没有应允。陆费逵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邀请，一次又一次等待，直至第7次，时光过去6年，舒新城被深深感动，才答应下来。舒新城果不负厚望，全身心投入，终于在8年后完成全部编纂工作。1936年，《辞海》横空出世，轰动社会。舒新城后来说道，主编《辞海》，是为友谊、为读者、为文化，放弃个人理想。

　　陆费逵7次邀请，舒新城8年苦功，更有那些默默无闻的编纂者21年的辛劳。一家民间出版机构，苦心孤诣，建造起一座文化大厦，为中华文明添上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中华书局后来如日中天的声誉，与它出版的《辞海》乃至各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图书息息相关。

　　修订《辞海》，全国之力

　　时间在飞速逝去。1957年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在颐年堂会见舒新城。毛泽东说：《辞海》我在20年前就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安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

　　由此，修订《辞海》的工作紧锣密鼓开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部在上海成立。1958年5月，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同意在全国调配编纂力量。于是，陈望道、傅东华、刘范猷、任铭善、李毓珍、曾彦修、刘大杰、钱子惠、徐森玉、谈家桢、谭其骧、周信芳、金兆梓、徐铸成、赵超构、贺绿汀、苏步青、李国豪、程门雪、朱物华、李俊民、冯契、蒋学模、周谷城、严北溟、周予同、冯德培等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先后被调至《辞海》编辑部，参与编纂和审订工作。

　　1965年，《辞海》(未定稿)出版，内部发行。然而，不久“文革”开始，《辞海》编辑部不是“桃花源”，同样遭到劫难。“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是“文革”中张贴在《辞海》编辑部门前最有代表性的一副对联。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眼里，汇集于《辞海》编辑部的专家学者，当然都是一些“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一时间，《辞海》编辑部腥风血雨。

　　在这动乱的时刻，中央没有忘记《辞海》的修订。1971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指出，不能把17年出版的图书统统报废、封存、下架，要继续修订《辞海》，并将其纳入国家出版计划。1974年，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批示军事科学院对《辞海》中有关军事的条目进行审改。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国家民委、国务院侨办、国家宗教事务局、中科院、社会科学院、测绘局等国家有关部门，都组织力量审定《辞海》条目。在留存的外交部档案中，与《辞海》编辑部来往的审稿意见就有一万多字。

　　1979年，《辞海》修订版出版。22年风雨之路，没有全国之力，没有中央支持，很难成就，更没有今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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