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辞海》修订的作者，多达5000多人，能够在作者名单上留下名字的只不过600多人。但是，半个多世纪来，《辞海》却没有因署名闹过一次纠纷，也没有一次因稿费有过不开心。翻遍《辞海》修订版的任何一版，都没有石西民这个名字。但是，《辞海》人心里清楚，当年的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是《辞海》的主要功臣之一。《辞海》的编纂工作，是他一手抓的。当时有人反映，《辞海》修订稿初稿的质量不行，石西民看了不少稿件，决定另组班子重新写。当浦江饭店集中修订时，石西民又提出了“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的修订原则，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在《辞海》修订的关键时刻，都是石西民作出正确决策。没有石西民，就没有《辞海》修订版，而《辞海》没有石西民的名字。那个年代，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领导者，单纯，没有功利，只有国家，没有自我。

　　世界史分科主编孙道天先生从1979年起就参加《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2009年版《辞海》修订时，他不幸患癌症。但是，他仍要求参加修订工作。手术后，他坐在病床上修订。后来，他说话都困难了，仍打电话给编辑询问出版情况。电子技术分科主编沈志广，是在工作时倒下的，而此时电子学科的稿件正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叶祥奎先生，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的情况下，还关照家人要把一个新词收到《辞海》里。正是这些知识分子高度的负责和献身精神，才有了《辞海》一版又一版的修订和它的高质量、高水平。

　　谁来编纂原创性大型图书

　　巢峰是《辞海》1979年版修订以来的4任副主编，也曾经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总编辑。82岁的他对记者说，当下的出版他有许多看不懂。比如，抄袭。居然像《辞海》这样权威的书，还有人敢抄袭。比如，跟风。一本书卖得好了，换个字或谐音，跟上。比如，本末倒置。过去先有文学图书出版，才有电影改编。现在，哪部影视火了，才有哪部图书出版。比如，短命。过去出版人以出版“长命书”为荣，现在争着做“短命书”，等等。现在，全国每年出版新书20多万种，又有多少能够上架的？图书库存量，一年比一年多，据说已达500个亿码洋以上。

　　越来越多的人忧虑，今后谁来编纂原创性大型图书。有人说，一部《辞海》，编纂21年，修订22年，今天有哪家出版机构“耗”得起呀？现在一项稍微大些的图书项目，就少有出版社敢做。一方面，一个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几年没有政绩，无法向上也无法向下交代。另一方面，经济上承担不起，完成不了利润，损害个人也损害集体利益。还有人说，《辞海》有中央支持，全国调配力量，调到谁，谁都没二话。现在，以一家出版社，哪怕是出版集团，也难以调配全国力量。当然，出版机构也可以出面请，但是需要重金，请一个两个还可以，请一批没有一家能请得起。也有人说，同样是文化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甘于清贫，甘于坐冷板凳，现在谁愿意呀，诱惑太多了，等等。

　　如此，在出版体制和政策上，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现在的出版机构都企业化了，这是一种进步。但凡企业，都要追求利润，没有利润，无法生存。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润，对于一个企业化的出版机构来说已经是一种自觉和一种境界了。但是，相当多的出版机构难以做到。在今天的形势下，考核出版部门的政绩，是否可在利润这一块适当放宽？经济上增一个百分点降一个百分点，都可以算得出来，而在文化创建上的丧失和消失，是无法计算，更难以追回的。国家要在建立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图书市场上下功夫，更要严厉打击盗版、抄袭行为。文化出版上的重大项目，应另建考核办法，政府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要有政策扶持。同样呼吁文化人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几代文化人为《辞海》的奉献，是一面镜子，值得今天的文化人学习。

　　在2009年各种纸质版《辞海》问世的同时，《辞海》手持式电子阅读器也于近日走向读者。这个阅读器只有手掌般大小，随时随地可以查阅。《辞海》手持式电子阅读器的问世，是否会给纸质版的《辞海》带来冲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说：“不会。这是一种阅读方式的不同，关键是内容。2009年新版彩图本，在出版的一个月中就重版，销售了21000部。电子阅读器的问世，可以使更多的人阅读到《辞海》，尤其是海外华侨。”《辞海》自1979年修订出版以来，合订本发行了600多万套，各科分卷本发行了1200多万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