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辞海》，洛阳纸贵

　　《辞海》修订本的出版，是1979年秋天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各地出现了通宵排队购买的盛况。

　　在山西，一位读者在本县没有买到，坐车赶到邻县去买，又没有买到；再坐车，到另外一个县去买，仍没有买到。如此这般，他竟跑了8个县城，还是没有买到。在上海，有一对年轻人，喜结连理的任何物质条件都有了，可就是缺一部他们心仪已久的《辞海》。他们立下誓言：买不到《辞海》，不入洞房。于是，他们东托人，西找人，最后，排了一个通宵的队，才买到。而这时，离他们的婚期已过了半年。一位军人，多次去书店没有买到，便给《辞海》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邮购到一部。编辑部满足了他的愿望。让编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军人在收到书后，竟将自己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获得的军功章，寄给编辑部，表示自己的谢意。陕西一位读者，买不起《辞海》，就把自己的手表卖了，再走后门买回一套《辞海》。他说：“手表不论戴在谁的手上都在走，知识装在自己的脑中谁也拿不走。”

　　在《辞海》出版的第一年中，三卷本、缩印本、分卷本，共销售了460万部。也许，用“久旱逢甘霖”这个词，能解释洛阳纸贵的缘由。“文革”的破坏，使得整个华夏大地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苍凉。知识分子不敢写书，出版社不敢出书，读书人读不到书。文化饥荒呀！然而，仅以此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四川读者石定扶，藏有5套不同版本的《辞海》。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父亲特意从旧书店买来一本1936年版的《辞海》，对他说：“遇到疑难时常翻翻，千万不要想当然，误人子弟。”1979年修订版出版了，他立即设法购回一套。从此，一部《辞海》，成为他教学生涯中的忠实伴侣。由此，在当地教育界，他享有教学“知识面广，严谨准确”的良好声誉。他送给女儿、侄儿的礼物，都是《辞海》。

　　任何时候，人民群众都需要《辞海》这样的书。《辞海》是知识的航标灯，《辞海》是有言无声的大师，《辞海》是心灵按摩师，《辞海》是良师益友，《辞海》是没有围墙的学校……人们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赞美《辞海》。“对不对，查《辞海》”，已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中。

　　《辞海》精神，千秋万代

　　《辞海》是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之所以称之为“典”，一是它的规范性，二是它的准确性。任何书可以有差错，但是《辞海》不能有。其权威性之要求，加之社会发展之需要，决定了《辞海》每10年修订一次的方针。于是，在1979年修订以后，1989年、1999年、2009年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修订。每一次修订，成千上万条新词被补充进去，又有成千上万条没多大意思或重复的条目被删去。《辞海》的学术和技术质量，在不断登上一个个新的台阶。

　　《辞海》在近百年的编纂中，形成的那种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作风与精神，在每一次修订中，得以体现并且发扬。93岁的中医大家裘沛然，从第一次修订起就参与写作和审定。1957年，正是大跃进之风吹遍全国之时，《辞海》的修订，难免受到影响。1961年2月，《辞海》编委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各学科召集人扩大会。这次会议，否定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写作方法。两个星期后，全国140多位专家学者集中到上海浦江饭店，对已经完成的《辞海》二稿进行修订。半年之久的“浦江集中”，是中国知识分子智慧的一次大展示，大奉献。

　　裘沛然回忆，那时他与张镜人、姜春华先生陪同程门雪院长，对中医科目进行编写、审定。他们从早到晚，不曾有一点休息，既有商讨，也有争议，还不断征询同道的意见，往往为一条词目，反复修改。在修订1989年版时，为增写藏族医学条目，裘沛然多次进京核对资料，征求意见。在写著名中医陆渊雷条目时，他数次到陆家核对。往往为几个字，花几天的工夫。定稿时，他在南昌路中医文献馆，每天中午一杯茶，一个面包，瞌睡也不打，持续工作两个多月。在修订1999年版时，他干脆躲进乡村小屋，夜以继日，写稿审稿。

　　曾经有人问桥梁专家李国豪教授，编《辞海》能拿多少稿费。李国豪教授笑笑说：“我不计较这个。《辞海》是项大工程，涉及几千作者。如果都要计较收入，那是什么事都干不成的。我很怀念五六十年代那种精神，大家召之即来，一心一意。谁想过稿费？都没有。只感到编《辞海》是件光荣的事情。现在的人要像以前那样单纯，已经不可能了。”

　　《辞海》在修订的最初几年，所有参与写作、定稿的人，分文不取。后来考虑大家太辛苦，给一些主要编纂者发了二百元的补贴。但是，很多人又将这点钱交给了本单位的组织。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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