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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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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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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严复的翻译工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肯定严译之贡献的学者颇多。例如梁启超认为严复是清末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代表了本国西洋留学生介绍新思想的开端。任公自讽地说清末西洋新思想的输入，在开始之时是囫囵吞枣，乱无章法，此种译介工作可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而第一位精通外文，能避免上述缺陷的译介者，就是严复。（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第71-72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3），第30页。）蔡元培说近50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收入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第1页。）革命党人胡汉民则称严复是“译界泰斗”，又说：“近时学界译述之政治学书，无有能与严译比其价值者”，（注：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期(1905)，第1、7页。）更有不少人将严复与林纾并列，称为并世的译才。（注：如康有为即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的诗句，见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庸言》，第1卷第7号(1913)，“诗录”页1。）
然而严复的译作除了广受好评之外，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近百年来学者们对严译的讨论延续不断，形成一个复杂的评论传统，不但包括人们对严译的评论，也包括了对于评论的再评论。这些批评主要是环绕着严复所说的：“信雅达”三原则。开始的阶段学者们多半同意严译合乎雅与信的标准，而集中于批评达的方面，尤其是雅对达的影响。其中不但涉及严译是否容易了解，也探讨它们曾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逐渐地也有人注意到信的问题，评论严译是否忠于原书，而如果不忠于原书的话，为什么许多人指出严译与原书之间的各种差异；有些人并从富强的关怀对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解释造成差距的原因。对于上述批评严译不忠于原著的看法，部分学者不表赞同，认为严译完全合于信的标准。另一种对信的批评则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文化背景的问题，认为因为严复思想与固有的文化的连续性，使他的译文受到扭曲。以下分别叙述近百年来中西学者对严译所作的各种评论，最后再综论严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注：在此要说明的是有关严译的评论数量甚多，在此只能选择一些较重要者，疏漏之处尚请指正。）
二、环绕着“达”的一些讨论
严复的翻译能否使读者怡然了悟而深入认识西方思想呢？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牵涉到近代中国文体的变化。当1890至1900年代，严复从事翻译工作之时，在文字上主要有四种选择：一是讲究文藻华丽与对仗工整的骈文；一是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一是从曾国藩开始，上承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古文；一是刘鹗、李伯元、吴趼人等人在撰写小说时所用的白话文。严复师事桐城派的吴汝纶，在文字运用上倾向于古文，而反对骈文、八股文与白话文。
最早对严复以古文译西书提出批评的是他所尊敬的长者吴汝纶。吴汝纶在《天演论》序文中他一方面说“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另一方面又说对于当时热衷于时文、公牍与小说的士人而言，要看得懂严复“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译文，并不容易。他说“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注：吴汝纶，为《天演论》所作《序》。此序作于光绪戊戌孟夏，公元1898年。）吴汝纶虽然没有明讲严复以古文从事翻译为一缺陷，但上文所谓“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的观点已经指出文字运用与思想普及之关系，而在这方面严复所用的古文，即使是在士人的圈子内，也有其局限性。
倾向于支持白话文的梁启超在这方面的观点就更明确了。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有一篇评介严译亚当、斯密《原富》的短文。梁启超以为，此书虽已出版了百余年，其后有许多新的有关“生计学”（后依日译改称经济学）的作品，但基本上它们都是在《原富》的基础之上，肯定或否定斯密的论点，所以严复翻译此书是“诚得其本矣”。因此该书之价值在于使国人对西方生计学的开山之作有所认识，“学者苟能熟读而心得之，则斯学之根础已立，他日读诸家之说，自不致茫无津涯矣”。就内容而言，梁氏认为严复所翻译的各个新名词“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他所下的案语也是“大率以最新之学理，补正斯密所不逮也，其启发学者之思想力、别择力，所益实非浅鲜”。但梁启超觉得美中不足之处是严氏的译笔太过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而所译的内容又是“学理邃赜”，所以严复所宣传的“文明思想”不易为一般的“学僮”或“国民”所了解。（注：梁启超，《评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1902)，第113页。）
对于梁启超的批评，严复回答说文字是表达思想与情感的工具，“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而中国历史上司马迁与韩愈的文字最为优美，梁氏也常说战国、隋、唐是中国学术最为灿烂的时代，所以严复觉得用此时之文体从事翻译最为合适。严复并强调，此种学理邃赜之书，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了解，他所期望的读者不是一般学僮，而是熟读古书的士人，如果因为不能读古书、通古文而有所抱怨，那么问题在于读者，而不是译者，所以他不采用如“蜉蝣曰暮之已化”的通俗文体，而用古文。他更说如果只是为了方便“市井乡僻之不学”，而采“近俗之辞”，这不是什么人们所说的“文界革命”，而是对中国文字处以凌迟之刑。（注：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7号(1902)，第109-113页。）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甲午战后严复在《原强》一文提出“开民智”的主张，希望藉着启发民智而造就新的“国民”，他自己则致力于翻译事业来实践此一理想。然而“开民智”观念的本身即蕴含了思想普及的要求，在这方面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显然要比深奥典雅而又仅仅流通于精英分子的古文，来得有效，这样的想法促成了梁、严所说1902年前后的“文界革命”，这一革命主张又回过头来冲击到严复所采用的古文。无论如何严复所寄望的读者显然还是士人，但是从文字的角度而言，诚如吴汝纶所说的，当时已经有一些士人读不懂严译，更不用说它能使梁启超所寄望的一般“学僮”与范围更广的“国民”受其益。
胡适不喜欢严复所用的桐城古文，他把这种文字叫作“死文字”，白话文则称为“活文字”。虽然如此，他还是肯定严译的价值：
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踌（蹰）”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5-6页。）
胡适显然以为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对通晓古文的传统士人而言，严译是“雅”且“达”，所以严复文字上的选择有其时代的意义；然而对于新学青年而言，则是雅而不达。至于信方面，胡适并无批评，从文章内容来看，他似乎暗示，译本与原文之间并没有严重的差异。换言之，即使是通晓英文，又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也相信：严复忠实地将西方的思想，包括穆勒的自由主义，翻译为中文。
蔡元培抱持着相同的意见，以为严复成功地译介了西方的思想，现在一般的读者虽不易了解严译，但当时的学者却得以透过严复的译文了解西方思想，而严氏的案语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帮助。（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第1页。）蔡元培的评论和胡适一样，主要是有关译文的雅与达之关系，而没有从信的角度，来质疑严复对西方思想的引介。
胡适与蔡元培都是支持白话文运动的主将，但他们却能以同情的态度，了解古文对当时学者的意义，因而肯定严译的贡献。然而胡适在文章中把严译所用的桐城古文称为“死文字”的说法，却引起一些学者的反驳。他们主要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中白话文运动的“学衡派”诸君。（注：有关学衡派之背景与及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批判见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4）；乐黛云，《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收入汤一介编《论传统与反传统：五四70周年纪念文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第415-428页。）
曾受传统教育，又留学美国的胡先骕以为文言与白话之分不在一今一古，而只是同一文字的雅俗之别，所以典雅的古文可以随时代而在内容上推陈出新，绝非胡适所谓的“死文字”。例如他说严复与章士钊都是“以其能用古文良好之工具，以为传播新学术、新思想之用，斯有不朽之价值”，其中他特别欣赏严复：
严氏译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故其译笔信雅达三善具备。吾尝取《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与原文对观，见其义无不达，句无胜义，其用心之苦，惟昔日六朝与唐译经诸大师为能及之。以不刊之文，译不刊之书，不但其一人独自擅场，要为从事翻译事业者永久之模范也。（注：见胡先骕，《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衡》第18期(1923)，第7页。胡先骕对严复译作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一方面从文字的角度肯定严复所用的古文，但另一方面他对严复所引介的《天演论》与英国斯密与穆勒的自由思想深表不满。）
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柳诒徵抱持着同样的观点，他说严译合乎他所标举的信雅达三原则，对引进西学有很大的贡献：
近世译才，以侯官严复为称首，其译赫胥黎《天演论》标举译例，最中肯綮。嗣译斯密亚丹之《原富》、约翰穆勒之《名学》、斯宾塞尔之《群学肄言》、孟德斯鸠之《法意》、甄克斯之《社会通诠》等书，悉本信雅达三例，以求与晋隋唐明诸译书者相颉颃，于是华人始知西方哲学、计学、名学、群学、法学之深邃，非徒制造技术之轶于吾上，是为近世文化之大关键。（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台北：正中书局，1974），下册，第186-187页。）
贺麟虽不属学衡派，但对此派抱持着比较同情的态度。他明确地表示《群己权界论》是忠实的直译，在信方面并无值得批判之处。他与上述几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开始注意到严复翻译工作的阶段性。他以为除了早期的《天演论》、《法意》、《穆勒名学》与晚期的《名学浅说》分别采取意译与“换例译法”，略亏于信之外，其它的译作基本上都合乎信雅达的翻译三原则。总之，贺氏以为严译“雅”，而且多半能“达”，除了初期与晚期采意译方式，不够“信”之外，中期的几个译本包括《群己权界论》在内，基本上符合“信”的原则。（注：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第75-87页。）
对于上述学衡派与贺麟等人肯定严译的看法，很多人并不同意。1930年之后，白[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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