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九零九年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开始采用其「信而不顺」的「硬译」方法，其后虽然屡遭批评，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翻译取向。事实上，若我们抱持一种以「人际交流」为基础的常识翻译观，鲁迅的翻译便只能被理解为「诘屈聱牙」、「生硬晦涩」的「劣质」翻译。因此，为求对鲁迅这一坚守终生的翻译取向作深入的探讨，本文尝试以班雅明「非人际交流」的翻译论作为参照系，重新整理鲁迅独特的翻译论与「硬译」实践;并希望透过这一过程，反过来把班雅明的翻译论重新置放在翻译的实践场域中作进一步的阐释。

　　关键词：

　　鲁迅、班雅明、「硬译」、无声的语言、浪漫派的真理概念、严复、章太炎、可译性、纯粹语言、翻译的政治

　　Lu Xun, Walter Benjamin, “Hard Translation,” dumb languages,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Romanticism, Yan Fu, Zhang Taiyan, translatability, pure languag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第一节　引　言

　　鲁迅早于晚清留学日本期间便已开始其翻译活动。从学者还未能查明其出处的《斯巴达之魂》到儒尔.凡尔纳(Jules Verne)的两篇「科学小说」，鲁迅均以当时流行的意译方法进行翻译;及至一九零九年，他与其弟周作人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时，他才转而提倡直译。从此以后，鲁迅便一直采用直译方法进行翻译。无论如何，他极其重视文学翻译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位论者便曾指出：「鲁迅翻译的文字超过三百万，比著作的文字还要多」(王宏志1999: 219)。

　　然而，正如王宏志所指出的：「长久以来，在中国鲁迅研究学界， 相对于鲁迅其它文学以及非文学的活动来说，翻译是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的。尽管在1949年以后出版和发表有关鲁迅的书籍文章多得不计其数，但直到今天，还没有一本鲁迅翻译活动研究的专著，就是认真研究的论文也是寥寥可数」(王宏志1999: 183)。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王氏的推断是：「在不少学者来说，鲁迅的翻译有『难言之隐』──面对这样的生硬晦涩的翻译，能不给予负面的评价吗?但负面的评价又怎能跟政治上对鲁迅的高度评价相配合?」(王宏志1999: 219)虽然在谈到鲁迅的翻译时，论者均以「忠于原著」、「精确」等评语作一印象式的评论;但却鲜有论者能就鲁迅独特的翻译文体作一详尽的剖析。可以说，「生硬晦涩」这一对鲁迅「硬译」实践的负面评价已成了学界公认却又不敢明言的论断。

　　在《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的精彩「前言」中，孙歌准确地点明蕴含在中国现代翻译研究与实践中的问题设定(problematic)：「翻译的政治在现代语境里是与中国的『大政治』重合的，这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在单一文化框架内以『引进』的方式进行运作的」(孙歌2000: xxv)。换句话说，中国现代翻译的研究与实践所奉行的是一种「单语」的原则，那就是引进外来的论述，使之迎合本土最易被接受的思维定势或主流意识形态，并透过此过程建构一个单一的「中国」的新文化传统(孙歌2000: xxx-xxxi)。在这一大原则之下，翻译被简单地理解为「从一种语境中搬运东西到另一种语境中」，而隐含在翻译中的「双语性」亦因此丧失殆尽(孙歌2000: xxiv-xxv)。孙歌在这里论及的以「单语性」为原则的翻译亦即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单以「传递讯息」和「人际交流」为目标的翻译(Benjamin 1996: 253)。在这一「单语性」的原则底下，鲁迅晦涩难解的翻译便成了无法理解的「翻译怪胎」(the monstrosity of translation)。因此，本文打算以班雅明「非人际交流」的翻译论作为参照系，重新整理鲁迅独特的「硬译」实践;并希望透过这一过程，把班雅明的翻译论重新置放在翻译的实践场域中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节　鲁迅翻译选材的独特性

　　一九四八年，竹内好写了〈鲁迅与日本文学〉一文，在谈到鲁迅的翻译时指出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鲁迅在留学日本时学会了日语和德语，并吸收了欧洲的现代文学。「这种吸收方法颇有特性，比如他学了德语，但除尼采之外，不怎么引进德国的文学。」鲁迅没有引进德国文学，却引进了被译成德语的弱小民族文学，其中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巴尔干各国被压迫民族文学，以及斯拉夫系统的反抗诗人的文学」(刘献彪等编1981: 297-298)。另外，「当他留学日本的时候，日本正流行自然主义。但是他没有引进日本的自然主义，也没有引进法国的自然主义。」「鲁迅所引进的是日本文学的支流，主要的是有岛武郎和厨川白村。」虽然鲁迅也有译介芥川龙之介，晚年更高度评价芥川，但竹内好认为这并非因为芥川有名，而是在于鲁迅对芥川的了解。因此，他认为鲁迅对日本文学的理解是非凡的。据此，竹内好推断道：「不管是有名或无名，这不妨事，自己总是引进本质的东西，这种态度是由于鲁迅的个性强吧」(刘献彪等编1981: 299-300)。相比之下，日本文坛的做法便显得缺乏个性了。他说，日本文坛的取向是「马上就扑向第一流的东西。接连不断地猎取欧洲当作近代文学主流的东西。首先是第一流的，然后第二流，这就是日本文学的做法。不单是文学，在一般文化方面也是这样。日本文化是用接近更接近欧洲文化的态度来使自己近代化的」(刘献彪等编1981: 297-298)。 因此，在日本文坛看来，鲁迅这种抛开主流，择取支流的做法，只会被目为「落后」的表现。

　　必须指出的是，鲁迅这一独特的选译标准最早显示于《域外小说集》的编选上，在此之前，他所翻译的雨果(Victor Hugo)的《哀尘》(The Origin of Fantine)以及凡尔纳的两篇科学小说，都是当时流行的作品。及至一九零九年出版《域外小说集》时，他才将眼光放在俄国以及巴尔干半岛诸国上。这一转变绝不寻常。依据陈平原的统计，从一八九九到一九一六年间，中译的英国小说最多，共二百九十三种，而俄国小说则只有二十一种，至于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小说，则因数量过少而在统计表中被并入「其它」一栏中(陈平原1997: 50)。可以说，鲁迅的选译标准，不但对于当时的日本文坛来说，甚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坛来说也是奇特的。但问题是，鲁迅究竟是依据怎样的一种认识来厘定这一选译标准的?

　　在一九三五年的一场论战中，林语堂曾对鲁迅这种选译标准作出严厉的批评，并斥之为「投机」：「其在文学，今日介绍波兰诗人，明日介绍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之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李富根等编1996: 1: 263)。而鲁迅当时的回答则是：「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鲁迅1981: 6: 355-356)。鲁迅提出的理由十分简单，一切都只在于「心心相印」或「境遇」相类。但这段辩解，却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的线索，让我们得以对他独特的选译标准作进一步的探讨，那就是他发表于一九零八年的长篇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首篇讨论诗歌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长篇论文。正如李欧梵所言，这篇文章「公开从精神和审美价值方面为文学的功能作辩护」(李欧梵1991: 18)。文中，鲁迅论及文学的「不用之用」，指出「文章之用」不在于物质实利方面，而在于能「涵养人之神思」，鲁迅这种功用称作「教示」。不过，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既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复非常教，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彼实示之」(鲁迅1981: 1: 71-72)。因此，所谓「教示」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自觉精神的培育。

　　鲁迅认为：「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人之诗」(鲁迅1981: 1: 68)。正是依据这一假设，鲁迅将诗歌与国家的兴衰连结起来，认为诗歌是国民心声的表达，而「诗人绝迹」则意味着国民缺乏「自觉之声」，转为「沉默」。因此，他说道：

　　诗人绝迹，事若甚微，而萧条之感，辄以来袭。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非然者，口舌一结，众语俱沦，沉默之来，倍于前此。盖魂意方梦，何能有言?……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鲁迅1981: 1: 65)

　　据此，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一批以拜伦(G. Byron)为首的「摩罗诗人」，而其绍介标准则是：「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鲁迅1981: 1: 66)。这些诗人包括雪莱(P. B. Shelley)、普希金(A. Pushkin)、密茨凯维支(A. Mickiewicz)、斯洛伐茨基(J. Slowacki)和裴多斐(A. Pet?fi)等，分别为英国、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等不同地方人士。正如鲁迅所言，这些诗人的生平「大都执兵流血，如角剑之士，辗转于众目之前，使抱战栗与愉快而观其鏖扑」(鲁迅1981: 1: 100)。

　　「恶魔者，说真理者也」(鲁迅1981: 1: 82)。鲁迅正是抱持着这一理解「别求新声于异邦」，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寻找「真的恶声」。事实上，这也是鲁迅编译《域外小说集》时的选译标准。他在一九三三年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时，指出自己最初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鲁迅1981: 4: 511)。可以说，「叫喊和反抗」既是鲁迅写作的动机，也是他翻译外国作品的动机，而他独特的翻译眼光亦在这一「教示」中孕育成形。

　　第三节　翻译无声的语言──鲁迅与班雅明的交接点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曾言：「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彻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鲁迅1981: 1: 68)。换言之，鲁迅的「人道」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常识的「人道主义」，相反，它是对恶、对否定力量、对破除「平和」的反抗力量以及对个体「自觉之声」的肯定，而这也是汪晖所说的「鲁迅的浪漫主义」(汪晖1991: 42)。

　　另外，鲁迅在谈到雪莱时指出：「其(指雪莱)神思之澡雪，既至异于常人，则旷观天然，自感神閟，凡万汇之当其前，皆若有情而至可念也。故心弦之动，自与天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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