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翻译已成为一种商业活动，译界除已确立了稿费制度以外，更产生了以法律保障翻译的概念。为了保证销路，译者不得不考虑读者和市场的问题。王宏志曾从两方面说明晚清读者的接受问题：一、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使晚清绝大部分读者均缺乏有关西方的知识，以致译者难以向读者一一交代和解释译出语和译入语各种不同的文化差异;二、中国读者固有的文化道德观，使他们无法接受西方文化中某些元素，因而产生抗拒的情感。有关这方面最为耳熟能详的例子是包天笑在翻译《迦茵小传》时删去小说的后半部，为的是里面说到迦茵生了私生子。在这种情况下，晚清译者们不得不在翻译中作大量的说明、注解、增删和改易，形成了一时的「意译」之风(王晓明编1997: 1: 191)。

　　因此，鲁迅在1909年与周作人合作编译《域外小说集》时突然转向采用「直译」的方法，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之举。而《域外小说集》二册合共只售出四十本，销量奇差(鲁迅1981: 10: 161)，亦可见周氏兄弟此举如何与「时势」相悖。对于这种转变，中文学界至今仍未能指明个中原因。不过，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却提出了颇为值得参考的意见，认为周氏兄弟编译《域外小说集》的方法与章太炎「文学复古」的思想关系密切(木山英雄1996: 259)。

　　许寿裳早于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便已指出，鲁迅起初极为称道严复的译着，甚至能背诵《天演论》中的几篇文章。据许氏的忆述，鲁迅对严复的赞誉主要在于其翻译的严谨，鲁迅便曾因「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这几句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中的说话(严复1998: 27)，而为严复改了一个绰号「不佞」(

陈漱渝编1998: 10-11)。但后来，鲁迅却因读了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中对严复的批评而改变了看法：

　　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趋其庭庑者也。(章太炎1996: 227)

　　许寿裳说：「从此鲁迅对于严氏，不再称『不佞』，而改称『载飞载鸣』了」(陈漱渝编1998: 11)。

　　一九二一年，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为着论战需要，强调严复的翻译实践以「信」为主。虽然严复曾因应读者的要求，在《天演论》中偏向于「达恉」的一面，但他后来的译作却又逐渐回到信实的一面。据此，鲁迅提出自己「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1981: 4: 380-382)。然而，在一九零零年代，严复翻译理论中最为吸引鲁迅注意的恐怕是「雅」这个原则。

　　事实上，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对「雅」的解释，并非如今天通行的理解般将之释作文字之美。严氏所说的「雅」，指的是运用汉代以前的句法和字法进行翻译：「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严复1998: 27)严复认为汉以前的古人已初步开展了认真的学术探讨，但「后人莫能竟其绪」。二千年来，士人们因屈从于利禄，只懂得抱残守阙，而不懂继古人之端绪开创新说。因此，只有「系于西学」才能认识古代学术的功用(严复1998: 16)。由此推论，亦只有汉以前的字法和句法才能通达地翻译西学学理，而「为达即所以为信」，因此，以汉以前的雅言翻译西方学术作品亦即是力求信实的途径。正如汪晖所言，严复的翻译「几乎穷尽了中国古典的语汇，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果不是由于这些西方典籍的翻译，几乎已经死亡。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西方的思想激活了汉语的古老语汇，而汉语的丰富内含改造了西方的概念」(汪晖1997: 31)。对于严复这种做法，鲁迅应该甚为认同，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何在章太炎指出严复译作中的桐城习气以后，鲁迅会完全改变其对严氏的看法。因为桐城古文无论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十分接近八股文，当严氏以这种文体翻译西书时，实际上也落入他所讽刺的古人的昏庸子孙之列(严复1998: 16)。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章太炎替代了严复，成了鲁迅的师法对象，并改变了周氏兄弟的翻译观，促使他们以古语对西方文学作品作逐字逐句的「直译」。在日后的忆述中，周氏兄弟不约而同都提及章氏对他们的影响。周作人说，「戊申(一九零八)年从章太炎先生讲学，来者……共八人，……听讲《说文解字》。丙午丁未之际我们(指周作人和鲁迅)翻译小说《匈奴奇士录》等，还多用林琴南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几道的文章也嫌它有八股气了。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义，《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周作人1997: 506)。鲁迅则说：「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鲁迅1981: 7: 4)。鲁迅和周作人于一九零八年听章太炎讲解《说文解字注》，他们一九零九年便翻译了《域外小说集》，且如周作人所言，受到章氏的影响而多用本字古义，以致这本小说集后来于一九二一年再版时，要将某些古字改为通用的字体以方便排版印刷(鲁迅1981: 10: 162;周作人1998: 506)。 虽然，据许寿裳的回忆，鲁迅曾不满于章太炎把文学的范围定得过于宽泛，并坚持「文学所以增人感」的意见(陈漱渝编1998: 24);但他与周作人仍很可能受到章氏语文观的影响，而采用这种以古语直译外国作品的翻译方法。

　　要考察章太炎一九零零年前后的语文观，我们可以参考他《訄书》中的〈订文篇〉以及该篇的附录〈正名略例〉。据朱维铮考证，《訄书》初次刊行于一九零零年二月中旬到四月上旬之间(章炳麟1998: 1)。以后，章氏又于一九零四年出版了一个作了大量改订的圈点本，但又因此版本校勘欠审，于一九零六年出了一个取消圈点但校勘较审的再版本。鲁迅曾经回忆道：「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版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鲁迅1981: 6: 545)。而他在引用〈解辫发〉一文的字句时，则说到：「文见于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訄书》中」(鲁迅1981: 6: 559)。我们无从推测鲁迅是否看懂了《訄书》，但他却很可能读过〈订文〉的两个不同版本;即使他读不懂〈订文〉，也能透过章氏的《说文解字》课了解他的语文观。

　　章太炎在修改过的《訄书》再版本中没有对〈订文〉作太大的修改，却将此文的附录〈正名略例〉改题〈正名杂义〉，并作了大量增订。正如朱维铮所言：「《訄书》初刻本《订文》篇，附《正名略例》九则，讨论物名官号的更定方案，称引荀况和斯宾塞，明白地是要求吸取中西所长以制定适合时代的语言概念。这篇附录在一九零二年被撰成《文学略例》， 增至十五则，发表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其中以称引日本学者代替称引斯宾塞，并增引多条古典……。及至重订《訄书》，合并增删两文成《正名杂义》，扩充至二十三则」(章炳麟1998: 7-8)。

　　章氏在〈订文〉和〈正名杂义〉的三个版本中都有一个明确的前提，即在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往来日益频密的当时，中国大量输入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语汇的容纳能力面对着一种新挑战。而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如何接受外来新事物的问题。这正是〈订文〉中所说的：「今自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蘗，犹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其疐便既相万，及缘傅以译，而其道大穷」(章炳麟1998: 213)。 章氏认为，宋朝以前，汉文的字数每有增益，至丁度等撰《广韵》时，已有不少于三万字的字数。但北宋亡国以后，字数不但没有任何增益，士官百姓的用字范围反而日渐狭窄，他们常用的字数不过数千，以至大部分的汉字变成废弃不用的古字(章炳麟1998: 212-213)。因此，要应付当下的问题，使译者能够顺利翻译和输入外国的作品和知识，我们一方面要创制新字词，一方面则要起用已废弃的古字或某字的古义(章炳麟1998: 51-52)。

　　章氏这种特别的见解实质是一套特定的语文观的产物。他在〈文学说例〉和〈正名杂义〉两文均引用了姊崎正治的说话指出，言语本不能与外物吻合，只有靠了象征的作用才能表现外物和思想，这种语言的功能被称为「表象主义」(symbolism)但这种语言的功能同时也是语言日渐孳乳浸多并变得纷繁淆乱的原因，因此这种语言的基本功能也是一种「言语之疾病肿物」(the disease of language)(章氏学1902: 76-77;章炳麟1998: 218)。所以，章氏认为：「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是其分际，则在文言质言而已。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虽然，人未有生而无病者，而病必祈其少」(章炳麟1998: 219)。据此，木山英雄认为，章氏持有一种修辞上注重实体的倾向，这种倾向使他在批评浮华文饰的同时又彻底地执着于古字古义(木山英雄1996: 251)。譬如，章氏认为以「吹毛求疵」代「苛」字之义或以「鹰击毛鸷」比喻「猛」这种做法，只会增加「表象之病」，而救治这种病症的方法则是以注释训诂重新订正文辞之义，使名实相符，文辞重归「信美」(章炳麟1998: 219-220)。他坚持名实相符是文字孳乳繁殖的正确原则，这样，才能减少表象益多、字辞泛滥之病。他曾以佛经翻译为例说明这个原则。他指出佛经中的「般若」虽可释作「智慧」，但由于「般若」的意义较「智慧」的意义广阔，故不应以「智慧」译「般若」，而应采音译，仍作「般若」，使「般若」和「智慧」两种不同意义不致相混。而这也是以「把持名实」为原则生产文字的正确做法(章炳麟1998: 221)。在这个原则之下，章氏坚持除非在古字中找不到可翻译外来新词语的字词，否则我们不应滥制新语。

　　这种独特的语文观很可能启发了周氏兄弟以古语直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因此，木山英雄的说法不无道理：「章炳麟有关把文学不作为传统的文饰技巧，而是以文字基本单位加以定义的独特想法及其实践，为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暗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们在阅读原文时，把自己前所未有的文学体验忠实不贰地转换为母语，创造了独特的翻译文体。进而，为了对应于细致摹写事物和心理的细部的西方写实主义，他们所果敢的以古字古义相对译的实验，哪怕因而失之于牵强，但恰恰因为如此，通过这样的摩擦，作为译者自身的内部语言的文体感觉才得以真正形成吧」(木山英雄1996: 260)。但周氏兄弟这种尝试却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域外小说集》初版各共只售出四十册(鲁迅1981: 10: 161-162)。周作人后来以同样方法翻译的〈炭画〉被《小说月报》退回。《小说月报》的编辑部更寄回了一封退稿信：

　　虽未见原本，以意度之，确系时译能不失真相，因西人面目俱在也。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周作人1998: 161)

　　这一评语除了是《小说月报》编辑部的评断以外，实际上亦可代表时人对〈炭画〉甚至《域外小说集》的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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