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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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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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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囿也”。其中“理不胜词”一语显示他认为严译文字不错（雅），但译文在表达西学的内涵方面不如文字那么成功，而这是源于严复缺乏深刻的思想、见解又有所局限，他所选择翻译的西书是比较浅显的。（注：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24页。）然而具体而言，到底钱钟书觉得严译有什么问题呢？可惜后来他只撰写了《林纾的翻译》一文，没有以同样的功夫，详细地探讨严复的翻译。但是在该文中，他引用上述吴汝纶对严译的批评，认为在翻译方面，严复“可和林纾作伴”。他所说严、林共有的毛病就是依己意而更改、增补原著，结果把翻译变成了创作。（注：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74页。）
如果说中国的评论者开始注意到严复的政治意识与文化背景都对他的翻译作品产生影响，那么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特别是从政治意识的角度来谈这一个问题。他在1960年出版的《富强的追求：严复与西方》一书，深入地阐述了上述贺麟所谓因为富强的关怀而忽略“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的论点。
史氏认为严复所翻译的书都环绕着介绍西方文化此一特点，以有助于中国臻于富强。换言之，严复的焦点不是自由，而是一种能发挥富强的社会动力。由于对此富强的关怀，所以严复忽略了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的尊重，而将国家富强的目标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对他来说，个人自由虽有其内在而真正的价值，但是它主要是作为达成国家富强的有效“方法”，而吸引严复热烈的关怀：
这样一来，自由被视为一种让人民的“才能力气”解放出来的过程，而这个力气必须要应用到促成国家富强，这一个跟自由本身不同的目标。……如果在他［严复］的思想中，科学、自由、平等、民主不是与他的关怀［富强］有所联系，那么我们很可以怀疑，他对“自由主义”的信奉是否会那么强烈。这些［自由主义的］原则可能具有它们自己、抽象的价值，但是就是它们作为实现富强之手段（注：这是史华慈所加的强调符号）的直接价值，引起严复最热烈的反响。(67-68)（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史华慈书中的页数，下同。）
从史华慈的看法来说，严复这样地强调西方文化对“才能力气”的解放，一方面掌握到历史的真相，而另一方面也易于对自由的意涵产生扭曲。换言之，严复欣赏对“才能力气”的解放，却没有了解到西方文化中将才能力气解放与个人自由两者加以平衡的重要性。
史华慈的这一个诠释在史学界，尤其是西方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史氏说“严译是藉翻译来作诠释的绝佳案例”(134)，他在翻译这些西方典籍时所采用“意译式的”("paraphrastic"95)的手法，则使他有一文字上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按照史氏所述，严复没有直接了当地把自己的思想投射到西人的著作之上，反而“严译的确成功地传达了他所想要传达的思想的真正本质”(95)，然而“偶尔可是很严重的意义的扭曲……是从扭曲原意的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的，严复所有的翻译都经过这些成见的折射”(96)。
严复所有的先入为主的成见，有时是比较有意识的，有时则是比较无意识的。在比较有意识的方面，史华慈提到严复企图传达达尔文与斯宾塞的思想，但是在翻译时他没有选择达尔文与斯宾塞的书，却选择了赫胥黎的作品Evolution and Ethics。史华慈指出赫氏的书“决不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说。实际上，它代表一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抨击！”赫胥黎的主旨要“捍卫人类的伦理价值，反对创造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的伦理’方面的努力”。(100)那么严复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呢？史氏认为因为这本书“隐藏着关于达尔文主义主要宗旨的简短、生动和几乎是诗一般的描述”，由此出发而描绘出全世界一致性的历史发展的广阔面貌，“纠正国内知识界关于西夷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实质性的鸿沟”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赫胥黎反对斯宾塞的基本态度，给予严复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他所景仰的斯宾塞的观点进行辩护，借此将斯宾塞式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国内，以激起国人救亡图存的热忱。(101-3)（注：史华慈的这一个观点受到李泽厚的挑战，李泽厚以为严复要在赫胥黎与斯宾塞之间求得一个综合，并不完全是肯定斯宾塞，反对赫胥黎，他说“总之，［严复］一方面虽不同意赫胥黎人性本善、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赞成赫胥黎主张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而应与自然斗争，奋力图强。一方面虽然同意斯宾塞认为自然进化是普遍规律，也适用于人类；另一方面又不满意斯宾塞那种‘任天为治’弱肉强食的思想”，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论严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5页。此外汪荣祖也反对史华慈所谓此书是“以斯攻赫”的论点，《严复的翻译》，第118页。）由此可见，《天演论》的翻译完全转移了原书的主旨，加入了严复本身追求富强的关怀。
严复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的翻译（即《原富》），是为了纠正国人“重义轻利”的偏见，鼓励国人积极致富。然而这一次严复在翻译过程中的自我表达是比较无意识的。按照史华慈的解释，在严译《原富》一书，他要传达的讯息是“从斯密书中所描述，并由维多利亚时代之英国所具体展示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一个能促成国家富强的体制”。(117)换言之，只有以自由的经济制度来解放个人的能力，才能达成国家的富强。
此一比较无意识地对国家富强的关怀尤其表现在严复对穆勒自由思想的译介之上。史华慈反复地强调严复并不了解西方个人主义者将个人自由当作终极目的，他错误地（也是比较无意识地）将自由当作对个人动力的解放，而最后是达成国家富强的方法：
如果在穆勒的著作中，个人自由经常被看作是一种目的；那么，在严复的译作中，个人自由则成为提高“民德”、“民智”，并最终为国家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114)
不错，史华慈虽然强调严复的主要关怀是国家富强，但是他也指出我们不能忽略严复思想之中神秘主义的一面：他对于鸦片的沉迷(31)，对于佛教、老庄、宋明理学中形上学的部分的喜好，与斯宾塞所谓“不可思议”(Unknowable,104)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此一神秘面向。
然而按照史华慈的看法，严复思想中神秘主义的方面并没有影响严复所秉持的己轻群重的主张。这种神秘主义的境界只是配合对国家富强的追寻，这涉及严复对于传统价值与西方现代价值，及两者之关系的看法。史华慈认为，严复不是一个全般西化者，他对传统有所肯定，也有所批判。在批判方面，严复觉得中国的积弱与传统专制体制，以及由此而导致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有关。(66-70)由此严复看到东西文化之间一个强烈的对比，“西方动力主义、权利伸张与能力实现等价值，与自由、民主与科学等价值，和中国所崇拜的因循停滞精神，和无意义的社会和谐，以及负面性的专制体制，抑制了人民体力、智力的发展等，构成明显的对照”。(81)但是严复并不完全否定传统的价值，他认为某些中国的观念与某些现代西方思想是可以配合的(99)，例如老庄思想中就有与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相一致之处；而中国传统的孝道所培养出克己与服从的观念，也可以用来推进富强的进程(39)。
总之，史华慈以一个中心的论点，即国家主义影响下的富强的观念为轴心，贯通性地解释严复的思想与译作，又注意到严复思想中神秘主义的一面，以及他对中西文化的复杂看法，这样的观点颇具创见，也有相当的说服力，所以该书出版之后一直影响着后来学者对严复思想的诠释，尤其注意到“西方思想”与“严复所认识的西方”之间的差异。此外史氏的书也对海峡两岸的中国史学界产生影响，在此我们可以先举台湾学者徐高阮、林载爵、林安梧与大陆学者李泽厚等人的文章来看他们的反应。
徐高阮完全同意史华慈的看法，他说：
严复对于科学、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的信服尽可是真实的，但这一切只是作为富强手段的价值，而非其内在的价值，引起他的热烈反应。（注：徐高阮，《严复型的权威主义及其同时代对此型思想之批判》，页143。）
林载爵也同意史华慈对严氏自我与群体之关系的解释，认为在严复的思想之中，个人自由的价值被国家自由的追求所掩盖了。他说：
严复思想中，“单位”是为了“总体”而存在，也就是个人是为了国家而存在，个人在国家之中并没有他的主体价值。
严复的集权主义思想，显然已完全背离了穆勒思想的主旨，严复所期望的集权政府正是穆勒所最反对的……固然，严复受了穆勒对“个性”的主张，但在他的全盘思想中，“个性”并没有重要的份量，并不像穆勒，把它视为基本的价值。
他并肯定史华慈所说严复以国家富强为基础的自由观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却是“公共权力扩张，个人自由隐没”，而出现以自由之名镇压自由的极权国家。（注：林载爵，《严复对自由的理解》，第145、148、159页。）
林安梧对严译《群己权界论》的研究是比较哲学式的，他是从中西语义脉络的角度来作分析。他说“严复所使用的雅言——中国古典的文言文本来就含藏着太多的伦理性，加上严复本人的传统薰陶，使得他将原先穆勒所强调的知识理论之辩说与沟通一转而为伦理意味或价值意味之实践与修养”，“揆诸严复所处的世代，我们当然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严复所想到的‘自由’当然是‘其国全体之自由’，亦惟如此才能在列强侵略吞并之下稳住自家脚根。换言之，《自由论》的核心思想在严复笔下乃是作为民族（国家）自立自强的工具罢了”。（注：林安梧，《个性自由与社会权限：以穆勒(J.S.Mill)“自由论”为中心的考察兼及严复译“群己权界论”之对比省思》，第16-17页。）整体来看林安梧一方面同意史华慈的论点，另一方面也有创见，指出由于传统经典与传统语汇所带有的伦理意涵，使严复在翻译《群己权界论》时，对穆勒的知识论与群己观有所误解。
李泽厚的《论严复》一文是大陆学界对严复思想研究的一篇力作，他看过史华慈的书，也同意严复是以翻译来创造。他说“严复《天演论》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根据现实，‘取便发挥’的‘达旨’。但李泽厚不同意史氏以手段与目的来解释个人自由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严复对西方个人自由之重要性的体认是“先进和彻底的”，严复充分地了解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李泽厚以严复在《原强》中所说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语，来说明严复思想的特色。然而按照李泽厚的看法，虽然严复完全肯定个人自由的绝对价值，他无法建立一个没有内在矛盾的己群并重的思想。换言之，李氏和史华慈一样觉得严复是要把国家的目标放在个人价值之上，可是对李泽厚而言，因为严复也完全欣赏并肯定个人自由，所以他是矛盾地徬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而不像史华慈一直强调严复认为国家比个人重要。他说：
即使主张“自由为体”的严复仍然把国家的自由（即独立）、把富强、“救亡”远远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构成严复的理论思想（“自由为体”）与实际主张的一个重大的内在矛盾。
李泽厚指出严复一方面主张“自由为体”，肯定个人自由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救亡、富强等群体的目标。这一看法修正了史华慈的观点，但对李氏而言，严复既重视己、又重视群的己群并重的观点是有“内在矛盾”，不具有思想上的综合性与创造性。
李泽厚也注意到严复思想的变迁。对于《群己权界论》一书，他跟着蔡元培以来的说法，以为标题的更动是他思想倒退的象徵，“他曾翻译穆勒的《论自由》，出版时却改名为《群己权界论》，连自由一词也不原提，与以前成了鲜明对照”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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