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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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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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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文的使用逐渐成为一股无法抗拒的浪潮，而随着白话文的普及，欣赏严译古文的人就更少了。瞿秋白与鲁迅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反映了此一现象。瞿氏在1931年给鲁迅的信中提到，古文的典雅使严译无法达成“达”与“信”的目标，他说：
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我不知道这“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注：收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册，第372页。）
鲁迅早年非常喜爱阅读严译《天演论》，由此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知识领域。针对瞿秋白对严译的批评，在回信中鲁迅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他觉得严译文字虽较不易懂，但是在信的方面没有问题。尤其是《群己权界论》的翻译，把信看得比雅与达还要重要，所以此书的问题不是信，而是“信而不达”。他和贺麟一样以为应对严译加以分期，认为早期所译的《天演论》是取法六朝译佛经的方法，重视雅与达，读者较易于了解。后来所译的《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等书，则是取法唐代译经，“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注：《鲁迅全集》，第4册，第380-381页。）
从以上对严译的批评，鲁迅表明了翻译中的两难状况，亦即雅而达的翻译往往不够信，而太看重信的译本，却又使读者不易了解。简言之，鲁迅以为严译的问题在前期是达而不信，后期的译本，如《穆勒名学》与《群己权界论》则是信而不达。（注：《鲁迅全集》，第6册，第352页。）
对于达的讨论并不限于文字的雅与信方面，也涉及内容的问题，这就是梁启超在前文所说“学理邃赜”所导致的障碍。严复在《群己权界论》的凡例中也曾表示，译文易懂与否，主要不在文字，而在内容，西方深奥的思想在译为中文之后，思想的隔阂仍然存在，此种隔阂使中国读者不易了解：
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注：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
就此而言严译两本逻辑学方面的著作，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与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尤其有这样的问题。这两本译作在当时曾轰动一时，推动国人学习逻辑学的热潮，但是许多人都说因为这门学问过于艰深，严译很难懂。
《穆勒名学》出版的次年(1906)，留学日本的朱执信在《民报》之中表达了一个很类似的看法：
中国则自明李氏译《名理探》始，暨艾氏译《辩学启蒙》，皆不行于世。严氏译名学后，世乃知有一科学，为思之法则尔，然吾窃观世之读名学者，什九震于严氏之名而已，以云深喻，殆未可也。（注：《民报》，第6号(1906)，第65页。）
甚至连博学的王国维也说严复以古语来译《穆勒名学》颇为难解，对于通外语的人来说，还不如直接读原著作来得容易：
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语者观知，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注：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静庵文集》，第100页下。）
以上的讨论环绕着严译的雅与信，与所译内容，对于“达”的影响。梁启超以为严译是雅而不达；胡适与蔡元培则以为要作世代的区别，典雅的译文对通晓古文的士人是达，而影响大；对新学青年则是不达，而影响小。瞿秋白则说典雅的古文不但不易懂，也达不到忠于原著的目的。贺麟与鲁迅则另辟蹊径，以为严译之不达，是因为过度重视“信”而造成的。此外，梁启超、朱执信与王国维则指出严复以古文翻译深奥的西学，其内容之艰深影响到读者对译书的了解“达”。胡先骕与柳诒徵等学衡派学者反对上述的看法，以为严译符合信雅达的三原则。就更广的历史背景而言，有关严译在达方面的讨论牵涉到“开民智”之理想与近代中国文言与白话之争。严复一方面促成开启民智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则因坚持使用古文而饱受抨击。
三、环绕着“信”的一些讨论
除了以上环绕着“达”的讨论之外，亦逐渐地有学者从“信”的角度思考，讨论严译是否忠于原著，并解释影响其忠实度的各种原因。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严复缺乏知识上的能力，例如语言上的障碍、不重视精确、采取意译的手法，或缺乏足够的西方经济学或哲学等方面的训练。知识上的不足也与严复自己的哲学或政治思想有关，有些人觉得严复的思想是肤浅的或有矛盾的，因而在信方面有所缺失。另一种解释则认为严复经世之念太深，他藉着西学来表达本身的政治关怀，因而扭曲了西方的想法。例如许多人认为严复受到国家主义之驱策而追求富强，因而使民主或个人自由变成次要的目标；或者认为严复对西方民主的价值没有充分的了解，而他后期又转向“保守”，不再肯定自由、民主，这些政治上的倾向对他的翻译都有所影响。
对于上述的批评，部分学者提出反驳，认为严译完全忠于原著，或者认为严复了解西方自由主义对于个人价值的肯定。另一种对信的批评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文化背景的问题，认为因为严复思想与固有文化的连续性，使他的译文受到扭曲。有人指出严复过度依赖传统的伦理、哲学的范畴与语汇，因而无法表达西方的理念；也有人认为严复误解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这也包括他对西方逻辑推理的误会。
最早从“信”的角度批评严译也是吴汝纶，在1897年3月写给严复的一封信中，吴氏谈到严译在“信”方面的缺失。他指出严氏译书有经世的意图，是要借西人之口来劝谏国人。此一目的虽然很好，但是不能因此而影响翻译的内容。他觉得翻译并非著书，因此《天演论》中严复将西方的人与事，改为原作者所不知道的中国的人与事（即所谓“易洋典与汉典”），是不恰当的，还不如忠实地“纯用元书之为尤美”。（注：吴汝纶，《致严复书》，收入《严复集》，第1560页。）
蔡元培同意严复译作有经世之心，“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译得狠慎重”，如名学方面的书是为了“革新中国学术”；《群学肄言》是纠正当时政客不知慎重地评估破坏与建设；《原富》与《法意》则是为了传播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对于《群己权界论》，他以为书名之更改反映了严氏从激进到保守的转变。后来有不少人接受上述的说法，认为标题的改变反映严氏思想的转向，从强调“自由”转移到强调“限制”。（注：如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第205页。徐高阮，《严复的权威主义及其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之批判》，《故宫文献》第1卷第3期(1970)，史华慈也有此一看法，对此持批判态度的是林载爵，《严复对自由的理解》，《柬海学报》，5(1982)，第97-98页。此外汪荣祖也不同意书名的更改代表转向保守，见《严复的翻译》一文，第122页。）蔡元培的意思显示，严复的翻译在选书与标题上有其现实上的“用意”；除此之外，他对于严译在“信”方面并无质疑。（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第2页。）
早期对严译之精确度表示不满的还有王国维。他在1905年所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方面肯定严译《天演论》令人耳目一新，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说《天演论》之书名的翻译有问题，“赫氏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义不全”。在同书另一篇《论新学语之输入》，他又说严复在翻译时创造了许多新的语词，贡献很大，但其中不恰当的部分为数也不少：例如将evolution译为“天演”，与将sympat-hy译为“善相感”，这两个词不如译为“进化”与“同情”来得恰当。再者，严复也常以“不适当之古语”来表达“西洋之新名”：
如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是已。夫谓infinitespace（无限之空间）、infinite time（无限之时间）曰宇曰宙可矣。至于一孔之隙、一谈弹指之间，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概念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该空间时间。以宇宙表space、time是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也。以外类此者不可胜举。夫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也哉！（注：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静庵文集》，第98下—99上页。）
张君劢更进一步地认为严译的问题来自他运用充满了文化意涵的古文来从事翻译，结果不但不够精确，更造成意义的混淆。张氏提到一些具体的例子：
其立言之际，务求刻肖古人，以古今习用之语，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混。如《天演论》第二篇首云：“自处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考之赫氏原文，但云天然状态者，乃亿万年以来，不断之变迁之过程中一种暂时的境界而已。That the state of nature,at any time,is a tempo-rary phase of a process of incessant change……。原文之义，简单明了如此，而严氏以意颠倒附益，全失本来面目。且我国文字中意义宽泛者，莫若运字会字，以此人事盛衰之名，入之自然科学中，徒令人联想及于“世运循环”、“风云际会”之成语。而赫氏生物哲学之本旨全失矣。
总之张氏认为，“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其所以为学界后起者之所抨击，即以此焉”。（注：见张嘉森，《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家学说及西洋哲学之变》，收入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第1页。）他的批评是广泛地关于信，注意到严复以传统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语汇，误解了西方以逻辑为基础的“科学”性语汇，但他没有针对严复对自由与民主的看法。
傅斯年也说严译因不精确而导致更改原意，他主要是从“直译”的角度批评严复的“意译”。他说严复的翻译不忠于原著，是以改变原书之意旨的方式来追求“达恉”。（注：傅斯年，《译书感言》，《新潮》，第1卷第3号(1919)，第531-2、535页。）傅氏以为翻译必须一方面要对原作者负责，一方面则要对读者负责，译者虽然无法一字一字地译，但至少必须一句一句地译，而不能用混在一起的意译。他说这是因为意译很容易随意伸缩，或者改变腔调与思想的次序，或者把困难的地方蒙混过关，因而扭曲了原意。傅氏是较广泛地批评严译在“信”方面的缺失，他举了《天演论》和《法意》的例子，却没有谈到《群己权界论》。
贺麟以为严译基本上合乎信，而且有些译本因为过于重视信而影响到达。但也提到与蔡元培与傅斯年很类似的意见，认为严复的翻译有其本身之用意，因而“改恉”。他从哲学的角度对严复的译述工作在思想上的贡献提出评估，他说严译就内容而言，不是专门性哲学的著作；就目的而言，是实用性的；就方法而言，则是着重以文雅的古文以求达。其中因为实用性很强，所以他的译述带有救治时弊的目的，“他所译述的学说，不是他服膺有心得的真理，而只是救时的药剂”，并使他在翻译时选择性地强调某一部分，而忽略另一部分。（注：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社，1945），第21页。）贺麟的评估已经不仅注意到严译是否忠于原著的论题，更从现实环境与思想内涵对其译作之影响，来解释严译不忠于原著的原因。他首次提出严复因受救时心态的影响，使他在介绍英国功利主义时，对“富强之术”的关怀超过了对“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与“注重社会福利、改善平民实际生活的社会改革思想”的重视。
和贺麟一样对中西的语文、文化有深入认识的钱钟书，也对严译在“信”方面提出质疑。在1948年初版的《谈艺录》一书中，钱氏评论严复的诗句时，简单地提出“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乃识趣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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