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吴新雷献给钱先生的《真迹日录·南词引正》过录本(上图)。42年以后，路工藏本《真迹日录》终于在2002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下图)。

　　编者按：本文所记钱南扬先生相关经历，真令人唏嘘感叹。古今中外很多著名学者和艺术家，或也有着近同的人生坎坷。基于他们的坚忍与执著，也因为有知遇者的荐扬推引，才使他们终于完成了一段辉煌事业。最让我们感动的是那凄雨中的一遍遍遮挡、冷风中的一次次援手，是那无私无畏的学术品格和人世温情……文中的陈中凡教授和郭影秋校长，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致敬。

　　钱南扬先生(1899—1987)是国内外闻名的戏曲史家和南戏学科的开拓者，他是浙江平湖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曲学大师吴梅的入室弟子。曾在吴梅的奢摩他室遍览曲藏，完成名著《宋元南戏百一录》，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之九于1934年出版，奠定了现代南戏研究的学科基础，蜚声宇内。1956年，他受聘为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之前身)中文系教授，却不料在1958年的一场冤假错案中被开除出来，成了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员。更没有料到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中凡老先生竟敢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力排众议，向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竭诚举荐钱先生，说他是戏曲研究领域中难得的人才，是南戏专家，杭州校方把他当成垃圾扫地出门，我们要像觅宝一样赶紧去抢过来，发挥他在戏曲研究方面的大作用。我当时是陈老门下的研究生(1960年12月毕业)，曾经做过牵线搭桥的跑腿工作，深知其中起落跌宕的曲折内情。过去因碍于极“左”思潮时期的云遮雾障，只能避而不谈，闷声不响。现今欣逢改革开放的盛世，又欣逢钱先生诞辰110周年庆典，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充满戏剧性的学林逸事讲出来，以作永久的纪念。

　　想办法把他拉到南大来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陈中凡老先生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伯乐，他在钱南扬先生遭难之时，竟敢鼎力推举，再三称许钱先生是戏曲研究的宝贵人才。这种胆识，这种眼界，这种能耐，恐怕也是少有比拟的。

　　陈中凡(1888—1982)，原名钟凡，字觉元，清末入两江师范学堂，研究经学。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是蔡元培和陈独秀的高足。当时恰逢曲学大师吴梅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到北大，与留校任教的陈先生比邻而居，两人结为曲友。1921年秋，陈先生受聘为东南大学国文系首届系主任，于次年便把吴梅拉来东南大学，使曲学在南京昌盛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梅避寇内迁，颠沛流离，涉险跻危，于1939年3月病逝于云南大姚县李旗屯。幸有弟子卢前(1905—1951)，在中央大学传授其业。但卢前过世后，本校的曲学断了档。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谈起》，这使陈先生大为激动。这年秋后，陈先生招我为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他兴奋地对我说：“今年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昆曲。这种局面应该在大学的讲坛上反映出来。我们南大在曲学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打从20年代到30年代，吴梅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时，素来是联系演唱实际来进行教研活动的。”陈先生认为吴梅曲学的核心特点就是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来研究，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气概，这种学风，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所以他对我的指导方针，便是按照吴梅曲学的范式来进行，要我从看戏唱戏入门，特地为我请了一位老曲师教唱，还学了一些舞台艺术的基本知识。

　　其实，陈老本来是研究群经诸子和思想文化史的，曾先后出版了《经学通论》、《诸子通谊》、《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韵文通论》、《两宋思想述评》等 10多种专著。但自从与吴梅结交后，认识到民族戏曲的重要价值，转而从事古典戏曲的研究，大力提倡在南大中文系恢复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陈老为人宽厚、大度，鼓励我转益多师。他谦逊地说自己只是吴梅的朋友，不足以承接吴梅的曲学事业，必得另外找一个吴梅的嫡传弟子来，才能在南大真正恢复吴梅的传统。有一次，陈老给我讲课，手里拿着一本钱南扬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元明清曲选》，赞叹地说：

　　钱先生这本书的选注功力十分扎实，精义甚多。他是吴梅的及门弟子，既能唱昆曲，又能搞研究。他到北京时，吴梅还在北京大学，而当他拜吴梅为师时，吴梅已来到东南大学。他到苏州吴家读曲，跨越南北，尽得真传。但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要想办法，怎样才能把他拉到南大来！

　　陈老和钱先生非亲非故，只是读其书而佩服钱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造诣。他老人家为了恢复吴梅的曲学传统，一门心思要把钱先生拉到南大来，但由于互不相识，无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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