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中国出版业，拿什么吸引时代的青年精英？

　　○文化政治时代赋予出版社编辑以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已经被工资、年薪、工作条件等实实在在的硬指标所比拼下去。当下出版社的收入，大部分人常常难以对外人启齿。而没有大批充满活力、创新激情的青年人源源不断地投身到某个行业里来，这个行业是注定没有未来的。

　　○对于新世纪的第三次文化组织变革而言，在大力学习西方的资本、效率手段之时，还是应该发挥文化组织变革所拥有的巨大文化动员能量，最终指导经济的还是经济深植于内的文化价值体系。

　　出版业，中国最穷的垄断行业？

　　经常能够听到业内朋友抱怨：现在的年轻编辑，不知在想什么，好容易培养上手了，又离开转行了。前些日子为了写作《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采访了一些国企老总，发现他们也有这种感叹：现在的人，跟五六十年代的人根本没法比。言外之意，不论民营还是国有，图书出版业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渐渐失去，留不住精英人才，即使留在出版社里，干着出版的活儿，也常常是个人与组织都不满意。

　　这一个看似不大的问题，却与中国出版面临的组织变革问题紧密相关。青年人，就像一个大树的树梢，常常在风雨来临前就摇动起来，预示着中国出版业已经置身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洪流之中。这个21世纪的变革，我把它称之为文化组织的第三次创新。文化政治时代赋予出版社编辑以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已经被工资、年薪、工作条件等实实在在的硬指标所比拼下去。而当下出版社的收入，大部分人常常难以对外人启齿。前段时间，业内人士争相传阅一篇题为“出版业，最穷的垄断行业”一文，说的就是这种全行业的窘状。从文化消费的刚性与强度来看，出版业，无法与生产人们日常生活的吃、穿、住等必需品行业相比，与石油、电力、通讯等经济发展高度依存的垄断行业相比更难以望其项背，而没有大批充满活力、创新激情的青年人源源不断地投身到某个行业里来，这个行业是注定没有未来的。

　　那么，未来的中国出版业，拿什么来吸引时代的青年精英？而这，恐怕正是第三次文化创新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被忽略的文化动员能量

　　说到出版组织创新与变革，就是以生产图书、杂志、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专业文化组织在运营模式、人员来源、组织目标等方面的创新与变革。这种变革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上，已经发生过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这一历史时期，以图书、杂志以及报纸为载体而形成的专业文化组织的大量涌现，第一次取代了中国历史上大量以个体、自然人形态存在的文化活动，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主导者。这些文化机构最初以血缘、宗族、师生、乡党等传统人际交往圈子为主，逐渐过渡到以政治主张、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文化组织、文化机构上来。从20世纪初叶直到新中国在1949年建立，这些文化组织承担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把大量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引进到中国，东西交融，从此创造了一个与19世纪之前的中国完全不同的崭新文化形态。从胡适、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鲁迅、陈独秀等一大批时代先锋的文集、回忆录、日记、著作等文献里可发现，投身到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大业中，是那个时代青年的精神原动力，而组织报纸、期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则成为文化启蒙的第一支号角。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系统地描绘了这种新文化特征，并将之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期刊、报纸、出版社等一大批文化组织在1949年建国后，被纳入国家文化行政序列当中，文化组织的政治性目标得到突出强调，文化活动高度与国家政治活动保持一致，国家成为文化组织的唯一主办者，这一时期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成员都成为国家文化干部，按照国家行政序列(即部、局、处、科等级别)拿工资、津贴和分配住房等福利待遇。文化人因为拥有政治地位而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尊重，这应该是文化组织机构的第二次变革。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文化艺术“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既是对这种国家专营文化组织、文化机构时代的基本定位，也是新中国文化发展特征的高度概括。

　　今天总结回顾第二次文化组织变革的经验得失，最值得研究和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文化组织所具有的巨大动员能力。笔者在新近完成的一部图书中(《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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