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所普遍具有的这种动员能力，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跨国集团以“三资”企业形式进入中国，迅速被跨国集团所吸收和学习，在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特区、开发区里的各种三资企业，都主动设有党、团、工会等组织，并成为这些企业里自己设立的“愿景”目标而对员工进行动员的组织者、实施者，只不过这种目标已经由传统的政治目标转变为企业经营目标。

　　具体到今天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文化创新，作为一个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为目标的特殊行业，无论是报纸、图书、期刊还是电视、电影、网络等其他产品形态，正如上文所述，精神消费的刚性、强度远比不上人们吃、穿、住、行等消费支出，因此出版业似乎永远不可能获得汽车、房地产等行业的优厚经济回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是这些用来满足普通大众精神生活的产品，其中要有一款能够满足出版人自身，即出版组织要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愿景”，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青年先锋以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为目标而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一样，寻找、发现21世纪的时代精神，发扬第二次文化组织变革所拥有的巨大文化动员能量，这恐怕是第三次文化创新最为理想的规划设计。

　　对西方资本、效率模式的借鉴

　　新中国60年的文化发展史表明，国家专营文化出版的单一组织形态，带来了体制僵化、活力不足、经营活力不强等等缺陷，以至于后来文革期间出现的“极端政治化”倾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今天国家从政府层面对全行业推进的出版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化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西方资本、效率模式的借鉴。从政治发动、科层管理的东方模式向借鉴资本、效率的西方模式转变。这种转变其实就是一种互相融合与吸收，更是一种创新。笔者在《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中，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为主线对1978至今天30年发展的海外发行历程进行了梳理。国图公司1980年开始实行“定收入、定支出、定补助、结余留用”的三定一留财务管理办法，1987年实行“四包一留”的管理办法，1993年1月，国图公司开始对多个部门签署1993年经营指标责任书，1997年2月又进一步整合下属机构，组建多个下属二级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各经营部门与之形成委托与代理关系，以契约形式明确各自的责任与义务，2000年全公司开始实施劳动、人事、分配等三项制度改革措施。这样一个具有50年历史的专业图书发行机构，在进入21世纪之际，基本完成了公司化改造。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从成立之初就采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经营体制，探索输出文化、经营文化的做大做强之路。从前三十年的实物出口、中国书刊经销、代销，转变成合资、合作、股权收购等在资本层面上的网络、渠道建设上来，并直接推动了出版物的编辑、出版本土化步伐。

　　总结新时期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的文化实践历程可发现，对资本、效率模式的借鉴与吸收，使国图公司、版图公司这样专业海外发行机构获得了文化经营活力，第三次文化组织变革、创新的路径日渐清晰而明显。即以资本、效率的组织模式逐步取代了政治动员、科层管理的组织模式，使文化生产力获得了释放，大批从业者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文化创新活力日渐增强。

　　不仅书刊等传统发行机构如此，从已经实现的文化实践经验来看，数字出版、网络出版以及新媒体行业代表了中国文化组织创新的未来方向。与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和新媒体领域相链接的，是一个大于传统报纸、期刊、图书、电视、电影等传统文化机构十几倍的IT行业，在这样一个服务领域广泛、全方位渗透进社会各个层面的设计、研发、软硬件生产、技术服务队伍里，组织类型可谓“千帆竞发”，既有资本雄厚的外资、资源丰厚的国企，也有三五个好友组织的兴趣团队，还有数以万计业余个体。这个领域的主体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人，大批青年人以青春的梦想与创造激情，塑造了IT领域里的文化特征：不断创新、无限自由和尽情发挥个性，它已经日渐成为21世纪所有行业共同拥有的时代精神。因此，第三次文化创新，不仅要有资本、效率的经济回报，还要拥有自由、个性、创新的时代精神，这恐怕才是21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只有这种时代精神的召唤，才能使大批时代精英前赴后继的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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