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国学2009》之史学报告：面对历史的学术自觉

　　2009,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历史注定它被赋予非同寻常的意义,并在这一年的国学史部著述中留下回声。

　　一些学术刊物基于不同的意义认知,分别就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史学,组织刊发了一系列综述性论文,回顾和总结不同领域的学术成就与不足,并对今后的发展作出不同的期许和展望。仅史部的专门刊物,如《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等,就刊发了相关综述十数篇。其中就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国学史部研究的整体方面,有卢钟锋《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思考——以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为线索》(《历史研究》第4期)、瞿林东《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第5期)、乔治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第7期)、周祥森《新时期历史认识客观性研究及其思考》(《史学月刊》第9期)等。就古代史代方面,有张国刚《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第1期)等。就近代史研究方面,有张海鹏《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历史研究》第5期)、李喜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史学月刊》第3期)等。专门史方面,第3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约请了厉声、贾建飞等专家,分别围绕边疆研究、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研究、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研究等基本状况进行总结和展望。中国文化史,有何晓明发表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史学月刊》第5期)。法制史,有陈兆肆发表的《近三十年清代监狱史研究述评》(《史林》第5期)。2009年,亦值刊发近代史研究成果的重镇《近代史研究》创刊30周年,该刊亦以此推出回顾总结的系列文章,从不同方面探讨了《近代史研究》30年来的成就与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中国史研究》第3期,则以“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为题,组织发表了7篇笔谈,在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对未来该学科发展的期许。

　　国学史部的学人以2009年的历史意义为契机,基于不同时段的立场对学科予以回顾、总结及展望,充分显示了国学史部学人的学术自觉与成熟。

　　一

　　纵观2009年国学之史部研究,总体上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继续对新出土文献保持高度的敏感。

　　新材料的发现与问题的提出,不仅是20世纪初以来新国学区别旧国学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新史学不断进步的重要方面。盘点2009年的国学史学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对新材料的史学价值,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

　　在新材料中,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及清华大学分别收藏的两批流失海外的秦简和战国简的反映最突出。先是2009年6月15日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召开“清华简《保训》座谈会”(座谈会纪要发表于《光明日报》2009年6月29日第12版),此后《文物》又分别在第3期和第6期中发表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继而是《中国史研究》,以“新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专题的名义,分别约请从事其整理工作的专家撰文论述。其中论“清华简”者5篇,论“岳麓书院简”者5篇。此外,其他的史学专门刊物也对这批新发现的文献简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如《史林》第4期,便集中刊发了几篇研究“清华简”的论文。

　　整体看,尽管新材料的利用,是推动2009年研究的重要力量,但是对于传世文献史料的寻绎探索,依然具有不容忽略的重要性,而二者的结合或所谓二重证据法,则业已成为普遍认同的研究方法。如段渝的《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第1期),就是通过古文献记载于考古发现的结合考察,得出了历史上存在从中国西南经印度到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结论。

　　新材料促进新问题的提出,新问题的解决促进人们历史认识的深入,2009年史部学人对于新材料、新问题的研究,也是推进这一年国学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注意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思考与运用。

　　2009年度接近尾声之时,《历史研究》专门约请了邓小南、柳立言、包伟民、刘浦江、何俊等人,组织了一组“宋辽金史研究”的笔谈,其主题就是“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刘宗灵的《身体史与近代中国研究——兼评黄金麟的身体史论著》(《史学月刊》第3期),指出身体史因采用独特的分析视角分析传统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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