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关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地位的问题,继续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侯旭东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因提出否定中国自秦至清的政治体制是专制体制的观点,在2009年遭到多名学者反驳。其中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第6期),及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史学月刊》第9期),分别从历史事实和研究方法上对侯旭东的观点进行反驳。宁可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文史哲》第1期),则从正面阐述了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形成及演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学术领域也愈来愈活跃,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如何对待西方现代学术理论的问题,便成了常被涉及的问题。张海鹏认为:“在学术领域多样多变的情况下,有远见的历史学者在注意吸收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近代史研究》第6期)。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些争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将会持续下去。而对待理论讨论不同学术观点的宽容,或许也可看作是2009年度国学史部研究中的一抹光彩。四、以中西史学的比较揭示中国史学传统的现代价值。

　　所谓国学的概念本是因西学的存在而成立,所以国学的特点及价值,也只能通过比较才能彰显。脱离世界的孤芳自赏只能使国学丧失生命。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度的史部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构成其年度进展的一大特点。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历史的一般性特点,一直受到19世纪初黑格尔相关论述的影响。对此,虽然中外都有人予以批驳,但很少有人从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作出深入的剖析。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的刘家和《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一文,以恢宏的视野,通过历史、史学和理论三个层面的比较,从逻辑与历史(经验)两个层面,对黑格尔所谓中国的历史是“非历史地历史”的曲解进行批驳。这也是国学从历史理论的高度与西方进行的对话。杨念群的《“文质”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史林》第5期)则从中国传统历史“文质之辩”的视角展开分析,指出中国历史观拥有自己的独特构造,并非西方历史演进观念所能解释与说明。这些中西比较视野下的历史分析,无疑是2009年国学史学研究中值得肯定的方向。

　　值得称道的还有一些学者进行的史学比较。有关论文有:董欣洁《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的编纂》(《史林》第3期)、向燕南《从“是∕应该”问题看传统史学理论中的现代因素》(《史学月刊》第12期)、乔治忠《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史学理论》第2期),以及王成军《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趋向之比较》(《史学理论》第3期)等。在标榜“理性”及“科学”而建立的“现代”史学范式,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上都遭到困境之时,从一个比较的视域重新发现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无疑是弘扬国学的机遇,也是国学工作者的民族责任。

　　二

　　在具体的专门史研究方面,2009年国学史学也表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向。

　　对社会史仍然保持着最大的关注度。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大多注意采用社会学理论,尤其是近年来兴盛起来的人类文化学进行分析。也许是缘于史料丰富,这些成果,研究明清及近代时期的更多一些。如赵世瑜于山西村镇聚落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冯尔康于宗族与祭祀等活动的研究、陈宝良于妇女生活的研究等等,2009年均有相关成果刊发于《清史研究》、《安徽史学》及《福建论坛》等刊物。从内容涵括的方面讲,2009年的社会史研究也保持着拓展的势头,举凡社会组织、阶级阶层、宗族、妇女、流民、赈灾救济、医疗保障及慈善等等,均有所涉及。

　　在社会史研究发展的强势下,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研究热相比,纯粹的文化史研究近年多少有些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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