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一些研究,则表现出与社会史结合,将文化现象置于社会中予以考察的趋势,例如《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的韩晓莉《文化展演中的乡村社会——清末民初山西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生活》一文,就是从秧歌小戏入手研究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文化史外,法律史的研究也有受社会史影响的趋向。2009年还可以看到法律与社会结合论述的许多研究成果刊发,其中张承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妇女相关的法律问题及司法案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2期),就是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在婚姻政策、礼仪法规、司法案件、人身及财产权利等方面的具体规定,提出当时妇女在法律上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发生大变化的观点;张永萍的《唐与西夏婚姻制度之比较——以〈唐律〉与〈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河北学刊》第2期),采取的也是法律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视角。而注意到民族政权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如邵方《西夏的诉讼审判制度初探》(《法学评论》第4期)、姜歆《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佛道法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等,则是2009年法制史研究中值得肯定的走向。
经济史的研究,与其在国学史学中多年来保持着相当热度的趋向一致,2009年刊发的相关成果也相当的多,其中既有通过新出土材料的分析提出新问题进行的论述,如张荣强的《〈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变化》(《历史研究3期》;也有对以往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其中如陈尚胜的《论清朝前期国际贸易政策中内外商贸易的不公平问题——对清朝对外政策具有排外性观点的质疑》(《文史哲》第2期),就是对国学界广泛赞同的所谓清朝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具有闭关性和排外性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学术观点是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强加于清朝的话语霸权。盘点2009年的经济史研究,其所表现出的深化和细化程度,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盘点2009年的政治史研究,可以看出几年前邓小南等学者提出要研究“活”的制度史的观点,逐渐得到一些认同和响应,这使得前些年多少显得有些冷清的政治制度史研究渐渐显现出新的活力。2009年有关制度史的研究成果不少,如卢向前、熊伟之《本阶官位形成与演化——北周隋唐官制研究》(《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查明昊之《从唐五代功德使一职的变迁看宦官势力的消涨》(《宗教学研究》第3期)、余蔚《分部巡历:宋代监司履职的时空特征》(《历史研究》第5期)等,都表现出注重制度的发展变迁、注重政治制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范式取向。
从国学史学学科结构看,史学史本应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基础学科,它不仅使史部的从业者对自己事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且能让研究者对其所用史料建立起历史认识论的分析高度。然而与其他方向比较,2009年的史学史成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故而乔治忠在《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这门学科的前景表达了忧虑,认为史学史研究中,诸如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发育等等,都是应引起重视并需要改善的大问题。
国学史部的研究,2009年事实上仍存在许多问题,然而或拘于与现代学科分科的枘凿难合,或因国学概念认识上的分歧,使许多问题难以得到讨论,例如对于世界史,中国传统观念的“天下”本是具有世界意义,而传统史学中,从《史记》开始,无论记述还是考证的内容,无不包括“四夷”,为什么我们今天自置其于研究之外?80年前,影响于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迫于与现代学科体系的枘凿而解散。考虑到规定性与否定性的并存性,我们今天要再建立国学学科,就不能不解决好国学的学科内涵或界限的问题。
历史毕竟逝去,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还是未来。我们在2009年的大幕已落之时,盘点这一年的国学史部研究,其最终的目的不外是要寄望于接续而来的2010年。
编写:“《年度国学2009》年度报告”
编写组执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向燕南 张国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