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30日“笔会”上《寂寞岁月的阅读》读后，第一个感受是：无独有偶。盖笔者书架上的一套鲁迅著作，也是那时像作者王大那样一本一本买回来的单行本。

　　第二个感受是，作者文中说到单行本的书价：“那时候书价极便宜，一本《呐喊》只要三角六分。”然而依笔者之见，那时的书价绝不便宜，与当时人们的收入比，绝对比今天高。

　　三角六分的书价，若今天仍看其绝对值，自然“极便宜”。但这薄薄一本《呐喊》，当年在上海却能买三十多斤冬瓜(一分钱一斤)；六斤青椒(六分钱一斤)……而大黄鱼、带鱼也不过二毛几分一斤。那时上海青年的月工资为36元(如是五类地区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就更低)，看似不高的0.36元的书价，要占其月收入的1%。而对广大在农村“修地球”的青年而言，比例就更高了。当年在淮北农村插队的青年，女劳力一天仅得几分钱，男劳力也仅一角出头而已，三角六分的书价，与他们月收入的比例之高，可想而知！

　　窃以为，若拿书价与个人收入相比，今天的书价不能算高。笔者犹记三十多年前，想着买一套中华书局版的《资治通鉴》。20册，30元的定价，在今天看来低得令人诧异，但在那时却几番犹豫仍舍不得——因为书价占去了我60%的工资。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博库书城又遇该版本《资治通鉴》的重印本，20册，定价332元。从绝对值看，书价上涨了11倍之多，然而，我的退休收入——养老金,却比三十多年前的月收入远远不止上涨11倍！将书价除以人们收入上涨的倍数，得出的“书价”显然比当年低得多！譬如：332元除以20，为16.60元；除以30，为11元余；除以40，仅为8元余。试想，倘你从“时间隧道”又回归当年，仅花8元，或11元，或16元，买到一部原价30元的《资治通鉴》，你会不惊喜若狂？鉴于此，我二话不说就把这部大书买了下来……

　　笔者年逾耳顺，买书已有五十多年，最忘不了求学时代一位老师的话：“这世上只有买书是最合算的事。人家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学说、感受，把他的经历、喜怒哀乐，绞尽脑汁地写成文字，又辛辛苦苦地印成书，花去多少劳动，你却坐享其成，花钱就能买到人家的劳动结晶……”所以，在如今“书价贵”的呼声中，书，我是照买不误。而且，与低收入年代比，与国外比，我们的书价无论如何不能算贵。

　　雷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