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原因

　　“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1月23日，在蓝色港湾的单向街书店，莫言和读者真诚交流。

　　单向街书店的楼上楼下挤满了读者，在楼梯上，坐着的、站着的，几乎没有立足之地。除了前排幸运的读者，后面的大多数看不到莫言，但是仍然那么专注地倾听，手里拿着笔和本，间或飞快地记下来几笔。有一位声称“混进来”的读者站起来勇敢地表达，莫言对他的人生观起到极大的影响。他说自己从来不读有字的书，直到一口气读完莫言的《檀香刑》，才发现字有这样的魅力。

　　借着新作《蛙》的出版，莫言和深深信赖甚至迷恋他作品的读者见面。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读书报：作品以书信体结构写作，收信人是日本的“杉谷义人”。联系到您和大江健三郎的友情，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与大江健三郎有关的作品。

　　莫言：2002年有电视台拍摄我的纪录片，邀请大江健三郎去高密，我们有过十几个小时的对谈，我也带他拜访过姑姑，大江在北京的演讲中也数次提到姑姑。2005年我写了初稿，讲一个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剧作家的回忆、联想。写了十几万字，要用好几种字体标识才能读懂，太复杂了，就放弃了。2007年又拿起来，改用书信体的结构，这样写起来很自由，可以忽而古代忽而现代，剪裁自由，出入自由。用书信体就该有通信人，之所以选择日本作家，的确有大江2002年来高密埋下的种子。但是杉谷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和大江健三郎划等号，更不应该看作是向大江说什么。这部作品是献给广大读者的。

　　读书报：小说中最感动我的是王仁美的离世。我看到您在小说中也提到这是最感动自己的部分。

　　莫言：我浓墨重彩地写了三个案例，描述三个产妇不同的心理。最让人痛心的是王仁美，她是顺从的，是在亲情、大义，种种力量的汇合下心甘情愿走进手术室。之所以这样，是她对未来抱着美好的憧憬，我、姑姑和王仁美共同编织了美好的前景，希望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结果却是那样的凄惨。王仁美是个性格可爱的女人，看起来没心没肺，内心深处极其善良、正直，她的生命突然终结，这给读者带来的心理冲击更强烈。我在写作的时候也非常难受。蝌蚪的经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在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跟蝌蚪的人生经历相似，通过入伍当兵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跟一大批各大城市、各条战线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通过入伍提干改变身份，经历计划生育时的心理也相似，他们为了前途或者官职，违心做了独生子女的父亲。所以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有力量，是因为跟作家的心理历史相吻合。

　　读书报：小说最后以话剧结尾，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莫言：话剧部分是小说叙述加速的结果。小说刚开始是以平稳的笔调，越写速度越快，从慢慢的、悠闲的叙述开始，到第四章突然快速，语言的密度在提速，情感的温度在提速，到了话剧部分就“飞”起来，有点像飞机在跑道上的起飞，慢慢加速最后腾空而起。另外，话剧部分跟前面四章是互相肯定和互相否定的关系。小说前面四部分，一本正经的假话，后面看似荒诞，实际上说的是真话。对姑姑的形象，到了话剧中也与前面不太吻合，对一些事实也互相否定。这种真真假假，可能会达到一种奇妙的阅读效果。

　　读书报：蝌蚪退休后从北京回乡定居，发现触目所及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高密东北乡的印象。而他曾经如此熟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是您本人的真实体会吧？

　　莫言：这是我的真实体会，也是小说叙述的必要。前面的几部分，还是写我熟悉的高密。第四部分，蝌蚪回乡后，是把高密当作中国社会的缩影来写。关于东北乡的描写是中国现实的描写，凌空展翅的高架桥，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小区，各种现代化的医院，重建的古老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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