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当年一度风光的先锋作家，好像再回不来了，很多人甚至已经放弃了小说写作。您还是比较能坚持写作的，也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作家。对你们这一代先锋作家的创作，您如何看待？

　　莫言：每个人有自己的发展轨迹，我相信他们都在勤奋写作，写出我写出不来的作品。你用鞭子抽我，我能写出来苏童的作品么？你用枪逼着我，我能写出王安忆的作品么？这也是作家们互相不能替代的理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比如马原有他自己的轨迹，他一开始就站在西藏高原上，这是当时的最高点，之后，他轻易不出手，可能在酝酿惊世之作。有很多小说高手，比如阿城，大鹏展翅，惊艳亮相，不屑于像我们这些作家，经常操练。

　　读书报：您的叙述笔调非常的轻松幽默，但是讲述的故事却悲苦沉重。

　　莫言：幽默是始终含着泪的幽默。种种的不如意和苦难都得承受，又不能一头撞死，幽默就产生了。幽默不是产生在悲观的心理基础上，而是产生在绝望的心理基础上，这是莫言式的幽默。

　　读书报：早些年您的作品有很多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近几年少了。

　　莫言：我和张艺谋的第一次合作《红高粱》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因为他的改编这个电影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小说的知名度获得很大的提高。后来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成电影《幸福时光》。这是很不成功的一次改编。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千万不要考虑影视的问题，尤其不能为了吸引导演的眼光来牺牲小说的艺术。我后来还写过一个《白棉花》的小说，尽管张艺谋一再告诫我不要考虑电影的问题，但是由于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写的时候还是向电影方面倾斜，结果这个小说并不好。这几年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越来越难，因为小说的情节作了很多淡化的处理，像《生死疲劳》这样的小说里有很多超现实的描写，写一个人去世后转化成各种各样的动物，这个也许改编成漫画还可以，要改编成电影难度就很大。

　　读书报：您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其故事背景几乎都是高密。在城市生活多年，有没有尝试在写作题材上有所变化？

　　莫言：高密是故乡的概念，是在故乡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我认为高密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它不只是一个纯粹的乡土，而是中国广大乡土的代表。城市的建立是了不起的事情，我要写城市题材的故事随时可以写。

　　读书报：是不是有具体的想法？

　　莫言：想法一直很多，主要还是想牢牢盯着人来写。城里这帮人，我了解几十年了，排着号呢，像排队买东西。我得先把和乡村的旧账写清楚再说，如果有时间再来写城市。《蛙》里的姑姑、《生死疲劳》里的蓝脸，这些都是我生活里忘记不了的人，我不能为他们树碑立传，就把当年给我难忘的人物原型写出来。城里也有很多让我忘记不了的人，慢慢一步步来，生活肯定是朝前走的，写作就像生活的轨迹。

　　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的时候，《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最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翻译家和出版方也开始慢慢理性化了，从文学、从艺术的角度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莫言这样说。从二三十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如今在文坛“浪得一点虚名”，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出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

　　莫言经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标榜自己是小说家实际上很冒险。”莫言说，王朔老说我们就是码字的，这样的说法又走到另外的极端。码字尽管看上去很平实，实际上对作家这个职业有些蔑视。文人相轻固然是历朝历代都有的现象，但是他努力在自己身上避免。“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记者　舒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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