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证明,这种“晚出说”是不能成立的。郭店楚简儒家文献《性自命出》,列举了四部经典,并对其特征作了归纳:“《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有为为之”和“有为言之”的说法,已见之于《礼记·檀公上》(“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和《礼记·曾子问》(“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正如裘锡圭氏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性自命出》的“有为”,同《礼记》两篇用的“有为”意思一致,“为”读去声,“有为”是说“有特定目的”或有特别的用意。《性自命出》说四种经典都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创作,《诗》是“有为为之”,《书》是“有为言之”,《礼》《乐》是“有为举之”。在郭店竹简《语丛》(一)中,我们也看到了它对“六经”意旨的概括:“《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书》,口口口口者也”;郭店竹简《六德》中有“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的说法;郭店简《缁衣》中已经以“《诗》云”的句式大量引用《诗》,以之作为其言论和思想的根据。这说明儒家的六部经典,当时已经编定并被广泛学习、阅读和传诵,并对其各部经典的义旨、特质进行解释和阐述。上博简《易》的发现,证明了《易》在当时已经定型并作为经典流传。马王堆帛书也证明了孔子晚年喜爱并研究《易》的真实性。孔子对《易》的浓厚兴趣,不在筮占本身,而是通过筮占和卦爻辞推阐德义。《易》本是占筮之书,它以占卦的方式预测人类行为的吉凶,但春秋时期强调吉凶由人说,也就是说吉凶不是来自外在的客观命运,最终是由人的德性和德行来决定。孔子不重“占筮”预测吉凶而重视其德义,扩展了这一传统,这正是《荀子·大略篇》所说的“善为易者不占”的意义。这促使我们重新看待作为解释《易》的“易传”(“十翼”),同孔子和孔门后学的密切关系。
王中 上一页 [1]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