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雷锋纪念日，也是“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一个日子，两个名称，在字面上昭示着雷锋精神永远焕发青春。在愤世嫉俗的人看来，这样的昭示或许仅仅停留在字面。其实，不管现代人如何骄傲，如何善于遗忘，我们仍然必须承认，雷锋的精神遗产仍存活在人们心中，现时代道德共同体的构建仍离不开雷锋精神的指引。

　　雷锋精神有无当代性

　　事实上，雷锋精神是最高道德与最低道德的奇特结合，她似乎具有一定的“神性”，但更有丰满的“人性”。实践证明，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整地复制或呈现雷锋精神，但这丝毫无损于雷锋精神的恒定价值。作为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雷锋精神至少表明人在道德实践中可以而且已经达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而若没有这样的标杆和方向，套用歌德的话，则人的道德实践绝不可能走得比这更远。

　　但雷锋精神感人至深的地方，乃在于一个普通人所可抵达的道德境界。雷锋不知疲倦、永不满足地做好事，成为好人的代名词和指南针。“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此类形象的过往流行语所指代的图景，至今仍使人为之心驰神往。在世俗化的层面，雷锋精神实可化约为永不停歇地向善、行善，而这正是可以超越社会形态和人作为历史性存在的道德精神与道德实践。因此，雷锋精神无可置疑地具有当代性，而人人皆应、皆可学雷锋，不过是现实中人的内在需要与客观诉求。

　　仿佛不可思议的是，近些年来，有些人似乎总在“寻找雷锋”，而有些人却在论证雷锋精神的“过时”。若干年前就有人说，雷锋精神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其逻辑在于，市场经济讲等价交换，做好人好事则否。其实，只要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再读一读他同样不朽的《道德情操论》，只要看一看西方市场经济社会自我完善的轨迹，只要对比尔·盖茨之类的善举略有所知所感，就不会轻率否认，健康的市场化过程决非去道德化过程，而资本在逐利的天性之外还有着强烈的道德使命。

　　学雷锋早已取得制度化形式，但“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抱怨又分明是雷锋精神与现时代疏离的表征。制度化若蜕变为程式化、形式化、仪式化，将日益失其本意，对雷锋精神只能构成深度伤害。其结果，不仅造成学雷锋产生了与雷锋精神恰相对立的戏剧化效果，也阻碍了雷锋精神更广阔的日常化实践。而事实却是，雷锋精神只有在不确定的情境中才能呈现其强大生命力，决非某个被安排、可预期场景中的行为表演。

　　学雷锋究竟有多大道德风险

　　当今与雷锋所处的时代，相去自不可以道里计。今人或谓雷锋“幸运”，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民风淳朴”，做好事不会遇到尴尬；如今“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做好人则不免有道德风险。可以说，对道德风险的担忧，乃是时人有心向善却怯于行善的心理屏障。

　　做好人好事不会总是无风险，甚至可以说总是伴随一定的风险。不过，现今行善面临所谓道德风险，似乎尚属口耳相传，还缺乏科学评估。从人的一般情感来说，他可以做到像爱自己那样去爱他的邻人或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但很难要求他爱别人胜过爱自己。因此，人们的善举在道德风险前却步，是不难理解的。然而，若对道德风险缺少科学评估与论证，便据此对当今的道德现实遽下负面判断，或者心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式疑惧，则未必是健全的心态，更未必是负责任的行为。如果认同现今道德水平倒退了几十年的断言，就无法解释抗击汶川大地震中何以有澎湃的道德热情，也就无法解释日常生活何以能造就成千上万的道德楷模，更无法解释诸如长江大学学生何以会舍己救人的崇高壮举。很可能的是，人们对一些公众事件反应过度，为免于行善之后的不良后果，在潜意识中强化并放大了这种风险。但那些所谓的公众事件，又何尝是以整体真实的形态进入人们的视野呢？

　　今年2月7日，一名女子在上海中山公园龙之梦购物中心一楼的扶梯口晕倒，近半个小时内，周边市民无人上前搀扶。1月9日，一位八旬老翁在杭州市区突然摔倒，四肢颤抖，在街上躺了近20分钟，围观者不少，但无人将老人扶起。几年前还有一个案例，说是一个到南京打工的小伙子，下班骑车路上滑倒摔伤，近半小时无人搭救。

　　上面对三起事件的描述，自然是事实的一部分，但决非全部。另一部分虽经披露却被忽略的重要事实是：在上海的事件中，所谓“晕倒无人搀扶”的女子后来被一名路过的市民扶起；在杭州的事件中，所谓“都选择了集体性冷漠”的路人，所谓“已失掉了良知”的“中国人”，有打120急救电话的，有送上热水袋、羽绒服为老人御寒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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