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完整的事态观察，这三起事件中都没有证据表明道德风险的真实存在，但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救人于危难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据此或许可以说，所谓道德风险，很可能只是一种想象之物，或者是声称愿意行善而没有行善者的辩护之词。尤其发人深思的是，人们倾向于有选择地关注乃至放大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比如并非只有自己袖手旁观)，而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比如伸手相助者的道德勇气或对道德风险的承受力高于自己)视而不见乃至刻意遮蔽。还有人甚至把施救者与被救者比作农夫与蛇。当人们把亟待救助的对象都想象成反噬一口的蛇时，就不会再有善良的农夫，因为农夫的善心已被想象中的蛇所吞噬。或许，承认自己不够坚强和不够勇敢还不算太难，难的是改善对他人的道德估计和道德预期。

　　法律能否拯救道德

　　近些年，似乎每临公共道德事件，人们就会援引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事件”及其判决。这一前例几乎已成行善面临不确定道德风险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被反复用来解释社会道德现状何以如此不堪。“彭宇事件”并不必然导致对行善价值的怀疑与反动，更未必与其他事件中人们的道德不作为构成直接因果关联，但它给公众的道德情感造成的巨大伤害却显而易见。

　　“彭宇事件”不是一起简单的道德事件，它关涉道德与法律如何自处与相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复杂难言，要而言之，二者于社会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各有其适用范畴，通常能谨守分际、自洽相安。有人认为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由此出发，则可以说，法律是最具共性道德规范的凝固，它所能做的是捍卫道德的底线，但也仅此而已。若指望以法律来解决道德的现实问题、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结果很可能陷入法律万能主义的迷途，导致法律和道德的功能紊乱，南辕而北辙。

　　比如赡养老人虽为法定之义务，但更是一种道德义务。假如有不肖子孙置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于不顾，则法律介入似不可避免。尽管如此，法律仍应保持谦卑的美德，警惕因不当介入而重创人伦。法律的刚性判决或可保障老人的物质生活，却也可能使彼此间尚存的道德情感从此消亡。对簿公堂之后，所谓“孝”便难以失而复得。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对更大范围的社会道德事件，法律则更应持审慎的态度。事实上，对“彭宇事件”的司法判决，所产生不良客观效果的深广性使人有理由怀疑法律介入的恰当性：在这一事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前，是否穷尽了一切解决方案之可能性？

　　道德求助于法律之日，或许正是道德无力乃至蒙羞之时。法律的不当介入易于伤害人们的道德情感，而其有限性则注定它难以承担拯救道德的使命，但这不意味着法律之于道德构建无所作为。当两造各执一词时，法律囿于现实条件，所能认定的事实很可能只是残缺的事实，则在场的公民有义务帮助法律还原事实真相。哪怕不出手相救，只是做一个旁观者，也要做一个勇敢的、有责任感的旁观者。这不仅是在为善良、正义作证，也是在为自己的道德、良知作证。只有这样，行善者庶几可免于道德风险，而以怨报德者则无所遁形。

　　公共道德如何养成

　　个体的道德实践，任何时候都是构建道德共同体的重要基石。一个雷锋只能令人惊喜，千万个雷锋成长的社会才有光明的道德前景。现时代道德共同体的形成，同样有赖于现代公民的自觉实践。

　　不过，社会道德现状的不尽如人意，不能先责于尤不能专责于普通公民。我国有着深厚的道德教化传统，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所谓“以吏为师”。因此，耻尚失所，荣辱颠倒，在上者实难辞其咎。即如雷锋精神中的无私奉献，虽不宜悬为常格，但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在旗帜上的执政党，以及陈独秀所云“办国家的事体”的公职人员而言，自当勉力为之而不应视为苛求。但现在一些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道德情操，着实令人不敢恭维。虽说现代道德注重的是公共道德而非私人德性，但官员及公众人物的私德，其影响每及于公众当为无疑。即使在公私畛域分明的西方国家，官员的日常生活道德也非全然与具有政治意义的品质无涉。

　　孟子说，若“嫂溺”，“援之以手”即可；若“天下溺”，则非“援之以道”不可。以当今而论，所谓“道”，则无过于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而培育公共精神，不仅要从书本上着手，社会实践更是一所无形的大学校。只有公民普遍参与公共事务，在丰富生动的公共生活空间得到训练，才能受到普遍的道德教育，真实地确认他们作为公众一分子的身份，在强化权利意识的同时也深化义务观念，增进对普遍利益的感情，学会在解决利益冲突时以和他们个人偏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