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公民偶发的失德行为之于社会的消极影响，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组织化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前者往往是后者的产物。然而，时至今日，仍有单位为了响应做善事而强迫职工捐款，此种对道德构成强烈反讽的行为，对道德情感的戕害实不亚于未必审慎的司法判决。而在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人们向善、行善的制度性支撑，比如推进善款使用的透明化、高效化，比如革除见义勇为认定的僵化、教条化，却在长时段内未见明显改观。

　　也许，回到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维度，可以使人对公共道德的养成获得更理性的认知。一些无良企业利润至上，胸中只有私利，或任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致假冒伪劣横行，或严重污染环境遗祸子孙，法律底线尚一再逾越，焉知道德为何物？倘若把道德所指引的善行喻为给建筑增添光彩的装饰，则法律所承载的正义无疑是支撑建筑的地基。而一旦地基摇动，则装饰之物不但无所附丽，且将归于无用甚至日趋虚伪。从这个意义上说，拯救法律应优先于拯救道德，至少，它们也是同等重要的命题。

　　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决不是孤立的存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共同体，就有什么样的道德共同体。但无论如何，人们没有把握能够说，现时代的道德状况只能如此、理应如此。人们同样没有把握能够推见，“雷锋叔叔”今天若健在，当作何观感，又有何策论、有何行动？(滕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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