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苋菜梗、小梅鱼这样的菜，“吃客”会吃得很有味，可要拿到大宴宾客的场合，免不了有人嘀咕“不上道”，这种时候，宁可换上一道炒虾仁，不出彩，也不出错。那一场觥筹交错的奥斯卡，不过是这么一席中庸体面的家宴，讲排场却不能过了度，要新要巧但不能出格。如此一来，《拆弹部队》就是那道“刚刚好”的清炒虾仁，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入得了多数人的眼，不是最好的，但绝对是最安全的。这么说大约有些扫兴——盘点上一年的电影，奥斯卡的态度归结起来不过是“平稳过渡”这样无趣的四个字，对于导演们而言，这样的晚上，依然听话的孩子有糖吃。

　　与艺术无关的选择

　　在给凯瑟琳·毕格罗颁奖时，芭芭拉·史翠珊说了一句“Now the time comes”。是时候了，这一刻终于来了——一个女人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简·坎皮恩与索非亚·科波拉都曾距离这结果一步之遥，这一步，终究是由毕格罗跨了过去。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女导演大多忌讳拿性别作文章，更倾向强调电影本身，确实，有时候忘了她们是女人，才是对她们和她们作品的最大尊重。然而看着毕格罗从史翠珊手里接过奖杯，我却觉得，这一刻若值得铭记，是性别的胜利，而非电影的胜利。

　　在凯瑟琳·毕格罗和詹姆斯·卡梅隆这对前夫妻的较量里，把《拆弹部队》当成电影作为艺术的“拯救与逍遥”，实在是个善良的误会。对于奥斯卡，比较妥贴的一种形容是，它试图给本质上作为工业的电影行业涂两笔艺术的油彩。换言之，《拆弹部队》与《阿凡达》之间，并不存在“艺术”与“商业”的对立，奥斯卡的选择，论根本，不是艺术上“质”的甄选，而是好莱坞这架庞大的工业机器在思量未来的方向。

　　在这个行业里，技术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又不无尴尬的角色。技术带来的视觉震撼，可能在若干年后沦为笑话，比如《泰坦尼克号》；也可能曾经的技术革新被渐渐淡忘，电影的内容却被铭记，比如《怪物史瑞克》。所以对于《阿凡达》，此刻并不是一个适合下结论的时刻，谁也不能断言10年或15年之后，这部挥霍的3D电影是个笑话，还是像1927年的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手》那样，从筋骨上动了电影的形式。指责卡梅隆“有技术没内容”，大抵有些欲加之罪的意思，既然大众热爱在极致的音画效果里一晌贪欢，卡梅隆所做，不过是顺应和疏解了大众的欲望，纵是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们不齿，这不幸偏偏是商业电影的方向。5亿美元投资，全球大范围上映，迄今25亿美元票房，这样的投入产出比，对大制片厂而言是一个有诱惑的选择，然而过分高昂的制作和宣传投入，意味着资源的垄断和集中，这对于整个行业而言，不是一个适合推而广之的选择。

　　而支撑起好莱坞工业的大多数，是《拆弹部队》这样的电影：中等投资，绝不奢侈，影评人会喜欢，何况毕格罗在场面调度方面确实做得可圈可点；从主题到内容谈不上新锐，也没有导演个人张扬的风格，不过分，不突兀，对普通观众而言恰是平易近人；不算过分的煽情，在干燥的男性气概里，偶尔泛些潮湿的感触，又不至让电影被泪水泡糊，在伊战将了未了的当下美国，暗合政治正确的主旋律。论内容，论形式，论风格，毕格罗俱不占优，但奥斯卡要的是“合适”，适合多数人，适合时代潮流，适合在流水线上被复制。就像去年，若不是“政治快男”总统走遍美国，哪有《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和《米尔克》唱大戏的份。

　　作为绿叶的鬼灵精怪

　　《拆弹部队》的全胜，也是旁敲侧击地验证了先前的一种说法：最佳影片的入围数量从5部增加到10部，既不为鼓励作者，也不会改变得奖的格局；不过是，入围的电影多了，关心奖事的观众也多了；最终，颁奖礼的收视率可以升几个百分点。所以，在成就毕格罗这朵红花的晚上，昆汀、瑞特曼、安德森以及科恩兄弟，这些才子，做了一把华丽的绿叶。

　　回想那年科恩兄弟凭《老无所依》拿奖，也许仅是片末老警官那段充满关怀但是有画蛇添足嫌疑的独白，误打误撞帮了兄弟俩的忙，让这对难登大雅之堂的顽童带着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两尊奖杯回了纽约。如今想来，那真像是一个美好的误会。在那年的狭路相逢之后，奥斯卡或科恩兄弟终究是末路的，就像今年的《正经人》——晚宴上有它的席位，也足够吸引眼球，但毕竟不是上宾。《正经人》一如既往的聪明、灵巧，带着兄弟俩热爱的希区柯克的影子。有点挖苦，有点尖刻，对于正经观众追求的道义或者担当，科恩兄弟是不屑的，甚至，从《阅后即焚》到《正经人》，他们不动声色地抗拒世俗认同的“杰作”。眼下的《正经人》，正像他们的偶像形容的电影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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