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守护上海中共中央的“中央文库”

　　1926年，中共中央鉴于各种文件积累越来越多，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设立文件保管处(从属于中央秘书处)，党内同志都称之为“中央文库”。到1931年，“中央文库”已收集了20余箱文件、资料。为妥善保管这些秘密资料，周恩来提出区别不同情况整理和保存文件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一个条例。瞿秋白欣然从命，拟订出《文件处置办法》，对应当收集、保存的文件范围、内容和编目方法都作了明确规定。该条例的末尾，还加上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1932年下半年，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陆续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陈为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和妻子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接受指派，留在上海守护党的特别机密——“中央文库”。他对妻子说:“我们受党的委托，定以生命相护。”

　　陈为人不顾生命危险，把“中央文库”移到自己家中，并以开设湘绣店作掩护。白天，陈为人和韩慧英轮流在楼下客厅里谈生意，做出一副商人的样子。到了夜间，两人就走进楼上储藏室，关住窗户，拉严帘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整理文件。为方便管理和转移，陈为人把密写于各种书刊上的信函记录下来，把原来印于厚纸的文件抄写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还剪掉它们四边空白纸片。经过紧张的工作，“中央文库”的大批文件都根据《文件处置办法》进行了合理分类和重新装箱。按照党内的规定，陈为人平时深居简出，不与其他同志进行联系，以避免被国民党特务盯上，给“中央文库”带来危险。陈为人还和韩慧英约定，如果出了严重问题，到迫不得已时，宁可放火焚毁自己的家，也不能让敌人得到文件。

　　1933年12月，为躲避敌人的大肆搜查，陈为人和韩慧英把中央文库搬到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名白俄老太太家的楼上。中央文库的文件进出，都由韩慧英与“张老太爷”单线联系。1935年2月，“张老太爷”在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韩慧英前去取文件时被捕。陈为人见妻子迟迟未归，估计她遇到意外，便以木材行老板身份用高价租下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的两层楼房，立即进行转移。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陈为人既要守护“中央文库”，又要照料3个年幼的孩子，生活非常困难。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全家一天仅吃两顿山芋粥，孩子们饿得哇哇哭；陈为人由于缺乏营养肺病复发，不停地咳嗽，没钱到医院治疗就只好吃生萝卜。然而，陈为人一直充满着信心，乐观地对待着一切。过了几个月，妻妹韩慧如接信从河北来到上海，帮助陈为人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每当晚上孩子们安睡，陈为人常抱病打开箱子，请韩慧如一起上下翻动，防止文件受潮发霉。同年底，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因坚持称自己是走错门户，敌人找不出破绽，便把她释放。翌年春，为寻找党组织和维持生活，韩慧英、韩慧如去学校任教。

　　几经周折，韩慧英终于在1936年秋与中央特科情报系统的徐强接上关系。党组织鉴于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给别的同志继续管理。陈为人和韩慧英接到指示，很快把文件全部安全运到上海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的秘密地点。陈为人完成任务回到家，因劳累过度大口吐血，仅隔半年就病逝了。嗣后，“中央文库”辗转设于上海新闸路、北成都路(今成都北路)等处，管理也数易其人。由于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大批原始档案资料最终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1949年5月申城解放，不久“中央文库”保存的文件如数移送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转交给华东局办公厅。当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了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签发的加急电报，其中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后来，这批党的早期原始档案资料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随党史界前辈访问过昔日在沪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张纪恩。这位革命老人对以前的战斗生涯记忆犹新，提起“中央文库”就更健谈了，他这样介绍:“中央文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兼管。1930年下半年，中央文库设在上海戈登路，就在现在的江宁路，我在那儿负责过，工作人员有张越霞、苏彩、周秀清等。当时，党的领导人经常去那儿阅读文件。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接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紧急情报，迅速安排中央机关转移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