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日。作为中国建立最早(1910年3月31日)、声誉最隆的中文系,它的生日是值得好好过过的。其中非常好的一项,便是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胡适与北大及其中文系渊源之深,值得好好说上一句:胡先生,欢迎回家!
胡适未满而立即任北大教授,后以不惑壮年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再后更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如今,胡教授、胡院长、胡主任、胡校长来祝寿,中文系面子天大。
不过胡适的面子并不是好借的。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表示,开设“胡适人文讲座”计划已久,但多次向国外基金会寻求资金支持未果。此次借系庆契机,得系友捐赠,设想终成。陈教授的话务实,钱是要紧处。但还想追问一句:果真没有其他障碍吗?自1954年那场由最高领袖发动的百万知识分子对胡适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展开的大批判后,胡适一度成为一个危险的符号。即便时过境迁,他也还是“令人尴尬”的。所以,北大中文系请回胡适,纵然谈不上勇气,见识也算高。
如若系主任的话无隐晦,很值得我们高兴。因为这显露了时代的进步。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李济的儿子曾想用父亲的遗产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但有领导发话: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20世纪90年代,海内外上百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物理学家叶企孙建立铜像。叶曾是清华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在文革中受累于莫须有的“特务”罪名,遭到迫害,1987年他逝世10年后才得平反。即便平了反,为他塑像之事也“不无周折”,最终铜像只能安放在偏僻教学楼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人们希望的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
如今,胡适这般堂皇地回来,好!
我们乐见北大的新气象,并且,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这并非一所大学孤立的进步。去年10月,清华大学设立“梅汝趝法学讲席教授”。梅是清华校友、著名法学家,曾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审判日本战犯。但随着1949年后中国法学学科建制的巨变,他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渐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如今“请出”梅汝趝,清华方面并不讳言:利用社会资源,设立冠名讲席教授,吸引世界一流学者任教,是国际一流大学行之有效的经验。但无论如何,清华能想起并开始尊崇这个曾被遮蔽和遗忘的大法官,着实显出眼光。
另一方面,不管是请回胡适还是请回梅汝趝,我们都衷心地期望,这些系、学院、大学请回的不止是面子、声望和利益,而更能请回胡适们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
百年庆典和历史名人,至少对于北大来说,是有不太令人满意的记忆的。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学生自发排演话剧《蔡元培》,但其间阻力重重,以至于此事成为一个“微妙而敏感的话题”。话剧最终得以上演,但有北大教师慨叹:“坐在办公楼礼堂,看学生演的话剧《蔡元培》。环望一下四周,该来看一看的人,大都没有来。”
在一个最应该纪念蔡元培的时刻,这所大学的主事者缺乏足够的勇气直面老校长,百年校庆也因此失色并留下遗憾,甚至是恶劣的影响。如今,至少是一个很应该纪念胡适的时刻,北大中文系的主事者拿出了足够的诚意和智慧,尝试与老系主任跨时空沟通。从这一点上说,百年系庆有了让人称道的潜质。
但仅仅是“潜质”而已。以胡适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参与塑造契合时代精神的中文系特质,尚需观察。
欢迎胡适先生回家。愿这是个好的开端。愿他能督促后人,清扫堂前屋后,归置家中物件,窗明几净,然后发奋办学读书。
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