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刘文典

　　胡适与刘文典，一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为国学大家，在北大共事时结下了深厚友谊。《纵横》杂志2009年12期刊发了白吉庵的《胡适与刘文典》一文，对他们之间的交往作了细致的梳理，展现了那一代学人的独特风貌。

　　刘文典，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48年出版《庄子补正》一书后，人赠外号为“活庄子”。之所以有如是之徽号，其由有三:第一，该书作得好，陈寅恪在该书的序言里称赞说:“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陈之见解，可代表当时学术界之公论。第二，他的生活作风:自由散漫、不修边幅、随遇而安、听其自然，大有庄子在世之概。第三，刘与别人聊天时，常诙谐地问人家，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庄子，你们猜是谁？过一会儿则自问自答地说: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便是在下我也。

　　刘文典出生于1889年12月，比胡适大两岁(胡生于1891年12月17日)。1907年加入了当地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当刘文典在安徽参加学生组织闹学潮的时候，胡适还在上海读书呢！

　　1909年刘文典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去学习。1911年，国内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海外革命志士纷纷回国参加反清斗争。次年，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政府。这时刘文典也满怀革命激情回到上海，在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1913年3月“宋案”发生，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党人宋教仁等，当时刘文典在场，同时被刺，手臂受伤。第二次革命失败了。刘文典东渡日本，在孙中山的秘书处任秘书工作，并参加了孙在日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反袁的革命活动。

　　1916年袁世凯复辟，结果在全国人民愤怒的讨伐声中垮台了。之后，刘文典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祖国，正碰上陈独秀请他到北大预科任教，经过一番考虑，欣然同意了。从此他脱离革命事业，走上了一条为学术而奋斗的道路。

　　就在刘文典追随孙中山从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六七年的时间里，胡适正在美国留学，191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同年受陈独秀之邀，回国任北大本科教授。他到任后，与陈、刘虽是初次见面，但彼此心仪神交久矣！

　　那时北大文科是在景山东街马神庙的“四公主府”，校门往东有许多地方是教员预备室，一人一间，当时新派名教授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刘文典、刘半农等人，常聚集在这里备课；有时大家在一起谈天，或是讨论学术问题，这样天长日久地聚在一起，又由于他们这伙人多是出生于“卯”年，因此人们便把这个地方叫“卯字号”。

　　1921年11月，北大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胡适拟了一个计划，想要把有价值的古籍整理出来，每一种书成为可读的单行本。其中刘文典负责整理两部书:一部是《诸子文粹》，另一部是《论衡》。后来《国学季刊》成立编委会，胡又请刘文典担任该刊的编辑。后来事实证明，刘并没有辜负胡之厚望。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奋斗，刘文典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把书的全文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收集资料，博采众家所长，参与自己的研究心得，废寝忘食地进行校注，半夜躺在床上，若想起一条材料或是一个问题，便马上起来把它记下来，这样日以继夜地辛劳，最后终于成功，按计划完成了这部巨著的校注工作。

　　此书付印前，刘文典曾写了一封信，请胡适为他作一篇序，并向胡适提出具体要求，要求他用文言文来写，而不要用白话文。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的倡导者，以身作则，决不用古文来写作的(特殊情况例外)。这时却遇到刘文典明知故犯，要他用古文来为他作序，这不是在给他出难题吗？

　　胡适接到刘文典来信，时正在病假之中，为了不耽误友人出书，很快破例地为刘写了一篇文言文序。虽然如此，但他仍在文章中使用标点符号，而且还分了段落，这样既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同时对刘文典也作了一些迁就。因此，他的序言与刘文典的自序形成鲜明的对照。有趣的是，胡适的序文公之于世后，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风波:人们都说胡适主张复古了。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刘也因此而确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北大许多同事对他也刮目而视了。

　　胡适对刘文典关怀备至，在平时交往中常向他介绍自己的治学方法和经验，这是情理中的事；当然有时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也是会有的。有一次，就在刘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后，刘曾向胡适说过，他还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是不肯拿出来的。胡听了心里很不高兴，但他没有对别人说起过。后来可能在言行上有所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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