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又被一些好事者以讹传讹地传到了刘的耳里，于是引起了一场误会。刘对此甚感不安，因而写一封信向胡适解释:“总之，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深受你的益处，近来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又说:“你的性情素来是不存芥蒂的，都总可以原谅的罢？弟本想到你家里当面说开，又恐怕你或者不见我，所以才写这封信。你如果认为是不成东西，那就无法了。如果可以释然，务乞复弟一信，免得弟心里十分的难受啊。”胡适收到刘的来信，看过以后也感到不安，当即委托夫人江冬秀去看刘文典夫妇，当面向他们解释信中所谈之事全无根据；不料，此行未遇而归。后来胡适特意写了一封信向刘作了解释。胡适说:“你说我怪你的事，当是传闻的瞎说，或者是你神经过敏，有所误会。我确实有点怪你，但从来不曾对一个人说过。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过你，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持，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家开一条生路，如是而已。”从这封信里，可看出胡刘之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筑在为发展我国学术事业的基础上的；具体说来是在“整理国故”的这面旗帜下而共同奋斗。
1926年7月胡适因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议”而离开北京，次年5月返国回到上海，受聘为中国公学校长；而刘文典在胡适出国以后不久也离开北京，1927年9月应邀到安徽去筹建安徽大学。这期间，他也常写信到上海向胡适请教办学经验，并要胡介绍一些学者到安大任教。他在一封信里说:“我很想你能给我一些方略。你的意见，我一定照办，能介绍几位学者来更好。”又说:“你素来反对选体文，独独不反对我的古文，这一点已经很令我高兴了。”从这封信中，可看出他们虽已不在一个学校，但音讯频传，友谊仍十分亲密。
1927年11月下旬，安徽省城安庆闹学潮，那时蒋介石正在安庆“视察”，并于29日下午召见刘文典，斥其办学管教不严，声称:学生捣乱，非严办不可，即令刘文典交出学校内共产党员名单。刘回答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并以“情况复杂”为理由，拒绝惩办学生。蒋十分恼火:“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个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也毫不相让地回敬说:“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你讲我是学阀，我就说你是新军阀。”刘文典如此顶撞，蒋岂能容忍，命卫士将刘文典送交公安局收押，还威胁说要枪毙他。这件事当时在教育界引起巨大震动。后来，刘文典于12月5日获释，可是安徽大学校长一职当不成了。胡适在这次刘文典被关押的事件中，也是出了力的。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写了一篇《人权与约法》的文章，举刘文典被关押一事来加以证明，说:“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绝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面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又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论文，在社会上引起民众强烈反响。1929年10月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公文，对胡适给予警告处分。胡适最后只好辞职了事。
刘文典被迫辞去安大校长一职后，想离开安庆到外地去工作。为此，他写了一封信寄给胡适，请他援手相助。刘在信里说:“老大哥！弟虽不肖，究竟是个读书人，在那样秽浊的地方，和那些不成东西的人胡缠，试问精神上如何过得？现在环顾一班故旧，最爱我的只有你，能救我出那个恶劣环境的也只有你。务请把我的事不要忘记了。千万不要自己躲在笫五国际的租界上，舒舒服服地讲学读书，把一个老朋友丢在WC(茅坑)里而受罪啊！”胡适对刘文典的处境甚表同情，与有关方面联系，尽力“说项”以助其成功。后来刘应蔡元培之邀，回北大任教，结束了他在安徽这段苦闷的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他们先后离开了北平。胡适是应南京政府之邀，于同月南下到江西，出席庐山会议；而刘文典第二年才在友人们的帮助下离开北平而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这样刘文典算是安定下来了。而胡适呢？在开完庐山会议后，旋即受命离开祖国出使西方；初是进行人民外交，后为驻美大使，一去9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返回祖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这时刘文典因为1943年已经离开“联大”在云南大学任教，所以他未在复员之列而留在云南了。之后，胡刘二人各居一方，相去万里，除偶尔有书信之往还，见面就不可能了。1948年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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