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在今年2月份的这一期杂志上，已经固执了多年的编辑们失去了力量，封二彩页赫然变为电子游戏广告。尽管利用彩页做广告是流行杂志的大趋势，但科幻迷们开始追问，“为什么广告可以代替科学？”

　　编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据一些老员工介绍，李昶自从进入杂志社就解散了原有的广告部，并将杂志广告外包给四川兴聚仁广告公司。这份“仅由李昶一人签署”的广告合同被称为“丧权辱国”，因为合同规定“杂志的所有版面都可以被广告占用”。《科幻世界》员工称，该广告公司的老总是“李昶同志在《国防时报》工作时的下属”。

　　李昶感到很委屈。他并不否认广告公司负责人的确“本身就是朋友”，但他声称，自己进入杂志社前，“根本没有广告，而现在的广告公司每月都能交给杂志社几万块钱”。

　　然而有“较真儿”的员工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们算了一笔账：科幻世界杂志社旗下的期刊，仅以《科幻世界》为例，“2010年头3期杂志共刊登整版彩页广告18个、整版黑白广告5个，按杂志社通常的收费标准计算，广告收益应在60万元以上”。“几十万和几万，中间的差额哪里去了？”员工们追问。

　　李昶并没有对这个数字作出回应，但他表示，必要时可以给记者看合同的原件，“只是现在时机未到”。

　　“因为占了他们的版面，他们就反对。”李昶认为这才是编辑们反对广告的主因。

　　尽管他从未有过幻想类杂志的编辑经验，但在员工心目中，这位总编辑似乎很有自信，“他的口头禅就是，‘没得必要，不讨论’。”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向李昶求证时，他说：“《科幻世界》就是一本杂志，有什么需要一天到晚讨论的呢？”

　　随即，他强调自己其实“没什么精力参与编辑会议”。但这并不妨碍他提出诸多令编辑不满的办刊理念，诸如“让中文编辑写小说，让译文编辑翻译，让美术编辑画图”。

　　杂志社旗下的《飞·奇幻世界》尽管不是李氏改革的重点，但也成为理念交锋的战场。李昶曾要求这本杂志“用四分之一的页码来做退稿选登”，这个想法被一位编辑不客气地称为“很扯淡”。最终，在编辑“争取了很久”之后，改为“选登片断”。由于实在不能认同领导的种种办刊理念，这个编辑选择辞职离开。

　　然而让这群科幻编辑更无法想象的“荒唐事”还在后面。

　　“我们陆续接到读者电话，说在报摊上看到我们科幻世界杂志社又办了新杂志。”编辑们这才意识到，“科幻世界”的招牌可能被人盗用了。为了搞清楚究竟有多少本“野杂志”，他们费了不少力气。最终发现，除了杂志社旗下原有《科幻世界》、《科幻世界·译文》、《飞·奇幻世界》和《小牛顿》这4本刊物外，市场上又冒出了5本此前闻所未闻但却印有“李昶总编”、“科幻世界杂志社主办”字样的刊物。

　　这些杂志涉及房产、育儿、教育等多种内容。经过对比分析，编辑们发现，杂志社拥有刊号的《商》被拆为旬刊，除《商·蜀商》属合作刊物外，其余两刊《商·瞬》、《商·成都买房》均为使用同一个刊号的“非法出版物”。他们怀疑，李昶私自将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刊号拿来出租或出售。

　　这个怀疑一旦被证实，则意味着对《国家期刊条例》的严重违反。条例第36条规定：“期刊出版单位不得出卖、出租、转让本单位名称及所出版期刊的刊号、名称、版面。”

　　李昶并不认为这属于“一号多刊”。“我们的运作有一段时间了，这种方式也不是我独创的。”他说，更何况，“那是我们的杂志，(总编)不写我写谁呢？”

　　在公开信事件发生后的第8天，这些备受争议的出版物终于被送到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此后，记者采访到该局的一位官员。他表示，“有些刊物原来确实没看到过”，但是否属于非法操作“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拒绝给出调查进行的明确日程。

　　这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起事件的调查中进度缓慢的部门。此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纪检专员李大用是最早开始调查此事的官员之一。但在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仍旧“不知道李昶此次去台湾的公干项目，也不知道他何时回来”。

　　这样缓慢的调查效率，让编辑们和很多忠实读者不解。

　　苦里的热闹，沉闷里的窒息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科幻世界。”李昶坚持为自己辩白，编辑的指责让他觉得委屈。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多，这本刊物的质量和销量并没有出现急速的下跌。编辑和读者都承认，它的影响力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缓慢地走下坡路了。

　　有人进行了一项“纯技术分析”，经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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