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就是他要传递美给我，或者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按捺不住的特质，不管是纯净的还是复杂的，是娇媚的还是雄壮的，只要能传达一种年轻的美给我，那我就要选择。实现这个艺术的东西，第一步就是实现在图片上，在固定的影像上出现，有的时候图片是很残酷的，它的残酷就在于它虽然是静止的，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每个人流动的故事。

　　《新民周刊》:李昕芸之前是你2009年新片《达达》的女主角，她会和其他入选的9组人接受同样的挑选标准吗？

　　张元:有3个人是自己跳到摄像机前面去说话的，一个是我的摄像师牛涵，还有一个是司机小曾。李昕芸一直在帮我们接待这些人，后来自己也走到了镜头前面去讲述。

　　李昕芸讲的是她和她父亲的一个感情关系，还有她和猫的故事。她的故事和形象本身的特质使我最后肯定，她是“80后”这种状态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听她的故事。她的这些故事我也没听过，人有真正地把自己经历的悲伤或者是心里的故事与大家分享的愿望。

　　《新民周刊》:拍摄的过程呢？

　　张元:每天要工作大概15到16个小时，我还想更深地去听他们的故事。

　　大年三十前一天，覃钰柯(入选者之一)给助理打来电话，他说他在北京整容医院。那天我和孔二狗还有李昕芸、小曾，就一起开着车去了。医院都是空的，我们看到病房里只有覃钰柯一个人。那时候他的鼻子刚做完整容手术，还流着血。那一瞬间按下快门，我不需要听他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他的眼睛里有无数的情感和故事要对胶片说。

　　他对自己不满意，一是对自己的情感生活不满意，再一个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还有就是对于自己过去残缺不全的家庭不满意。

　　我觉得这些被拍的人已经是英雄了，我是记录这些英勇行为的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代表别人

　　《新民周刊》:就我所了解的“80后”，我不觉得你选的这些人多么有代表性。

　　张元:那我也很冒昧地跟你讲，我选的不是要有代表性的人，因为我不像你们做一个报纸或者杂志，要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些人，我也不想要他们代表谁，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就够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代表别人。

　　《新民周刊》:我身边的“80后”其实有很多还是在按部就班地生活，如果你仔细倾听，他们的故事……

　　张元:之前已经有一个规定了，就是没有机会在大的国家机关里面工作的人，没有机会在大的企业里面工作的人，甚至你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我也不希望你来。来的就是今天还处于一个动荡环境、还不知道自己未来、或者就靠自己这双手这点能力去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或者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不然我更没办法选了。

　　我特别喜欢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话，他从来不回避他对于边缘人格的爱慕，他说正是这些人的性格，在不断地被塑造、被建构的时候，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你千万别轻视这种人性表述的力量，现在全世界对北京的印象都是开幕式、闭幕式、大阅兵，还有你们每天出的很正式的社论和整个的大的新闻。在你们报道的同时，北京还生活着这样一部分人，这些人是什么，只有我们有机会去表达。

　　《新民周刊》: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关注这些边缘人，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动力？

　　张元:我始终认为人是平等的，这个社会之所以能越来越宽容，就在于有一个基础点，人是平等的。我自己不太愿意用“边缘化”这个词，很多人都是在变化的。没有真正的边缘，边缘是我们人为的不宽容的一个概念。很多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心，实际上很可笑的。

　　“有种”就是觉得有劲

　　《新民周刊》:这10组人中居然有两个乐队？

　　张元:我特别喜欢这两个乐队，他们的故事也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南无”和“庙”都有很强的中国味道，都来自外地。当年拍《北京杂种》时，北京可能只有十几支乐队，据说在今天的北京已经有一万支(另说“几百支”)乐队。

　　这个选择，一个是出于他们的经历，再一个就是乐队表演的音乐的质感和乐队的水平。像“南无”，有一种佛教的感觉，而且表演上有很强的幽默感。“庙”也有中国风格，但是他们在某些表述上又很严肃。

　　《新民周刊》:你能解释一下新电影“有种”这个名字吗？

　　张元:不太想解释，我只是觉得有劲，而且和《北京杂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好听。

　　《新民周刊》:这次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孔二狗，他的书(“东北往事——黑道风云二十年”系列)去年卖得特别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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