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会选他作为一个合作的编剧？
张元:我和他的认识当然是通过看他的书了解他的。你像王朔写过《动物凶猛》，余华写过《许三观卖血记》，而孔二狗的这四本“黑道风云”，不仅记录了一种真实，也描述了一种伟大的情感和情怀，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家。
《新民周刊》:到时候拍，是不是也会是纪实加剧情？
张元:可能，还不知道。
《新民周刊》:这次，UCCA的首席策展郭晓彦给你的评语是“用构图来解决我们对世界的选择”。据我所知，你在北影本来学的就是摄影，幼年患肾病和气喘时又跟着群艺馆的杨炳昌老师学画画；除了张健这样的“御用摄影师”，你其实也担任过自己电影《广场》、《疯狂英语》的摄影师。
张元:张健是我的班长，上大学的第一天就和他上下铺，所以合作也很多。
我平时摸照相机也没有快感，只是觉得它在作为我的工具的时候很有意思。有很多人喜欢各种各样的相机，我有一个照相机就够了。
我从小想做一个画家，做艺术家是我的一个梦想，也不知道做导演是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电影的历史才一百多年嘛，今天拿起相机再去拍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我的理想。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像过眼云烟
《新民周刊》:你1989年从北影毕业，1999年的《过年回家》才终于走出“地下”，能不能讲讲你所经历的90年代？
张元:中国现在最有影响的艺术家过去都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不论是方力钧啊、刘小东啊、岳敏君啊，包括张晓刚啊，都可以说我们是一起混过来的。
像崔健啊，包括很多演员，他们第一次上银幕都是我选择的。就是说无形中见证了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不是他们这些人，是我们做的工作。我拍第一部电影《妈妈》，当时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我们莫名其妙地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前些年，电影局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个人或者电影公司可以申请单片的电影指标，承认了独立制片的存在。
《东宫，西宫》也是，这种题材当时是不可以说的。这是华语电影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那个时候《春光乍泄》还没有，《蓝雨》是几年之后才拍的。
社会还是在向着我们讲的人人平等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变得更能容忍我们所谓的边缘化的人了。如果倒回到“文革”，我们拍《北京杂种》这样一部电影可能会被枪毙，不是作品被枪毙，是人被枪毙。
《新民周刊》:90年代过去了这么多年，你们同辈的朋友，每个人的变化都挺大的，生活可能都有很残酷的一面。
张元: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像过眼云烟一样，而且起伏跌宕、分崩离析。《北京杂种》里面的一些人像臧天朔，现在在监狱里面，崔健还继续做他的演唱，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歌手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它的残酷性。这没有什么。但银幕在那一瞬间，都记录着他们非常奔放的青春。
今天回想那一切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可能会有些起伏，但是没有办法。
我在很多方面是拿来被人消费的
《新民周刊》:自己的电影作品能为更多的公众在电影院里看到，心态上会有什么改变？
张元:没有什么变化，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手工作者，我是一个做电影的，和我过去一样。也可能观念不太一样，原来主要是针对国外观众，后来是国内观众；获取酬劳的方式不一样。
我带我女儿去看电影，她有时候一直捂着眼睛。你不分级，就会面临这种情况。这是不尊重孩子。有些电影是晦涩的，有些是暴力的，有些是情色的，不应该给孩子看。国外把这个级分得很清楚，我也不认为我的《东宫，西宫》是15岁以下的小孩可以看的，除了里面有色情的镜头外，还比较混涩，涉及权力、施虐、受虐、控制和被控制之间的关系等。这些不要那么早让孩子知道，他们还可以享受一段天真浪漫的时光。
《新民周刊》:这些年你参加了那么多国际影展，也做了那么多影展评委啊、主席啊，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张元:它就像个Party一样，就像过几天节一样，一堆人看一些电影，最后给人评个奖，都是过眼烟云。也并不是哪个电影得了奖它就是真的最好的，不是，最好的电影在你心里；你喜欢哪个电影，你就会给哪个电影奖。
《新民周刊》:当年你启用那些没什么知名度的演员，像赵薇、李冰冰等，现在都是所谓的一线演员了。
张元:在我眼里，没有明星，只有好的演员。她成为明星，那就是明星吧。
《新民周刊》:我们有的时候对娱乐记者老有一个偏见，会觉得他们就只知道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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